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以其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在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中，丝绸就是古代中国输出的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之一。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之路，它是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国得以与西方文明交融交汇、共同促进世界文明进程的合璧之路。它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联结在了一起。在这条丝绸之路沿途遍布的古墓石窟中，大量种类繁多、工艺精细的珍贵丝织品印证了这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之路，也为后人展示了织绣中华民族文化光辉篇章的古老丝绸业。

　　青海都兰吐蕃墓

　　闻名遐迩的西北古丝绸之路，从我国陕西渭河流域开始，向西绵延数千里，联结着欧、亚、非三大洲，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增进友谊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条丝绸之路的沿途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尤其是数以百计的唐代丝绸的出土，为世人所瞩目。

　　这些出土文物代表着唐代不同的时期。伴同纪年物出土的唐代丝绸主要发现于阿斯塔那古墓和法门寺地宫，其中阿斯塔那墓大多为前期制品，法门寺出土物的年代基本属于晚唐。依据纹样特点，收获极为丰富的青海都兰吐蕃墓，可划入唐朝前期。由于西北气候干燥，除法门寺外，这些数量众多，织纹精美的文物绝大多数鲜艳如新，保存完好。在时隔千余年的今天，从这些遗物上，我们还能感受到唐代丝绸令人赞叹的艺术光彩和对外部世界巨大的吸附力。

　　自1983年起，唐代丝绸的另一个宝库在青海省都兰县被逐渐发掘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墓葬群，广泛分布在青海都兰热水、夏日哈等乡。其中最大的墓区极为雄伟，推测为吐谷浑旧部在吐蕃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的丝织品有300余件，含有百余种不同的图案或结构，其中大部分为锦、绫，花纹极美，织造极精，从年代上看，不仅有北朝至隋代的产物，也有大量盛唐时期的作品，但主要的则属于唐代中期，即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这一时期。

　　五彩鸟斜纹纬锦

　　从种类上看，都兰出土的丝织品中包括：平纹经锦，如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斜纹经锦，如黄地对波狮象人物锦、红地对波联珠狮凤龙雀锦、橙地小窠联珠镜花锦、黄地簇四联珠对马锦等；具有中原风格的纬锦，如黄地大窠联珠花树对虎锦、黄地大窠宝花锦；带有较为强烈的中亚色彩的纬锦，如红地中窠含绶鸟锦；以及织金锦带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绫和罗织物，包括平纹地暗花绫、斜纹地暗花绫和素绫等。出土物中也有少量的缂丝和　织物，弥足珍贵。

　　这件五彩鸟斜纹纬锦，以团形瓣窠作环，内置立鸟，站于联珠台上，颈上和翅上都饰有联珠授带，鸟嘴也衔有联珠授带，织物的背后还有纬线作背浮。同类织物在该墓中大量出土，因此，可将图案复原。这种含绶鸟当时被称作五色鸟，一般经线用两根或三根Z拈的紫色丝线作夹经，单根Z拈作明经，纬线用大红作地，蓝、绿、白、黄四色显花，有时则将五色分区换色，有时用更多的色彩显示，部分色彩的纬线则浮于背后。都兰出土的五色鸟锦中还有以各种纹样作团窠环，内置一对含绶鸟的图案。从另一件色彩及用线相同的条形织物所织的波斯文铭文来看，此锦可能为使用波斯文的中亚织工所织。

　　新疆阿斯塔那古墓

　　《西游记》第59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所说的"火焰山"就在今新疆吐鲁番附近。在吐鲁番以东约20公里有一座古城遗址，就是著名的高昌故城。该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东晋初，前凉张氏在此设高昌郡，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此后二百年间，随着丝绸之路繁荣度由南路向北路转移，此城逐渐成为敦煌以西"丝绸之路"北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公元640年，唐太宗在该地区设立西州，后又设安西都护府。到了七、八世纪中叶，该地区已成为自凉州以西最大的城市。著名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便是发掘于此。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东南约60公里处，由两个墓群组成，即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即高昌）。它们是古代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它们均距火焰山不远，基本相接。二十世纪初，这两处墓地曾先后遭到英、俄、德、日等国掠夺者的疯狂盗掘，有不少纺织品已被带至域外，现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日本若干大学的博物馆中。

　　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锦、绮、绢、纱、罗、刺绣、染缬等品种齐全。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新品种，如织锦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品种。唐锦发展顺序可依次分为：北朝晚期或隋代的平纹经锦，隋或初唐时期的斜纹经锦，盛唐时期的斜纹纬锦、织金锦等。平纹经锦是我国传统的织锦，到了唐代数量已明显下降，大量出现的是隋代前后兴起的斜纹经锦。由于受西域纺织技术的影响，此时又出现了斜纹纬锦。它们采用双根加有反手向"Z"拈（内地为正手向的"S"弱捻）的经线作夹经,经捻强于纬捻，经线排列也比纬线稀疏，用粗而宽的彩色丝线作纬，并由纬线显示织物的图案。对织物纹样的变化来说，采用色梭的替换比中国传统的牵经线法更为方便灵活，因而突破了传统经锦花型循环较小的局限，可织出大块面积的图案。在阿斯塔那墓群中就发掘了不少这种纬锦。

"胡王"牵驼锦

　　这件"胡王"牵驼锦是一件我国传统的平纹经锦，出土于高昌延昌二十九年（公元589年）唐绍伯墓中。整个图案以联珠圆环组成。在环内以朱红、墨绿、土黄三色显示一幅美丽的图案：一个商人执鞭牵驼来到泉水边，清澈的泉水中倒映出他完整的身影。织匠把商人在漫漫黄沙中发现泉水的喜悦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这幅织锦中还织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汉字"胡王"，由此可推测，织匠很可能是汉人，也许来自中原。

联珠猪头纹锦覆面

　　吐鲁番出土的织锦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覆盖死者的脸部，称为"覆面"。这件盛唐时期的联珠猪头纹锦覆面就是典型的斜纹纬锦，色彩明快活泼，猪头上翘起的獠牙与几何形的眼睛极富装饰性。这种野猪头的形象来自中亚萨珊波斯艺术。猪在崇尚武功的波斯拜火教中被视为伟力拉格那神的化身，备受尊敬。野猪头纹出现于中亚的时期，先于七世纪中叶的伊斯兰化，因此，在中国发现的此类文物，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这种以伊斯兰教中被视为不洁之物的猪为纹样的织锦图案逐渐消失。

　　陕西法门寺地宫

　　法门寺位於陕西省扶风县北10公里的崇正镇(今法门镇)，东距西安120公里，西去宝鸡96公里。1981年8月23日，法门寺宝塔轰然倒塌，从塔中发现了大量的佛教文物。1987年，陕西省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清理塔基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地宫后室上的藻井盖，石盖上有一道裂缝，用电筒一照，金光反射，原来里面埋藏着大量的金银器与织金锦。至此，被埋葬了1000多年的大唐皇室丝织品终于重见天日了，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一大批唐朝稀世珍宝，其中有121件璀璨夺目的金银器，17件玲珑玉润的琉璃器，16件已失传的"秘色瓷"器，还有700多件锦、绫、罗、纱、绢、绮、绣等各类纺织品。这批文物种类之繁、数量之多、质量之优、作之精、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

　　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碑文可知，该寺始建于汉代，宫内藏有佛骨。佛骨每隔30年被迎入宫中一次，这在唐代达到了极盛时期。碑文记载，最后一次迎送佛骨是在唐懿宗时期，此后地宫就被关闭，直至今日。因此，地宫中供奉的丝绸大部分是晚唐懿宗时期的产品。

　　鎏金银菩萨捧真身像 红罗地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佛衣

　　地宫前后三室均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数量极大。最为精美的是红罗地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佛衣模型一套五件，以及包裹佛指用的锦套一件。这组衣物原置于鎏金银菩萨捧真身像手捧的漆盒内，包括上衣、下裳、袈裟、案裙和坐垫，按比例缩小成身高约10厘米左右。这件菩萨名为捧真身，可知唐代皇帝在迎佛骨回宫过程中，就是将其置于菩萨所捧的荷叶盘上的。但重新埋入地宫时，佛骨被置于宝函之中，另捧于菩萨手上的这些衣物，则应该是为佛祖特制的衣物模型。这套衣物所用原料均为降色罗地蹙金绣面，绢里。上衣绣满了折枝花卉，花心有一颗珠；下裳和案裙饰以云纹，袈裟图案最为复杂，采用七节二十一水田格，格上绣着盛开的莲花；坐垫于跪拜时用作膝垫，绣有正面莲花。蹙金绣是一种用捻金线在织物表面盘成图案，然后以其他丝线把金线固定的绣法。这套衣物是目前发现保存最好的唐代蹙金绣品。

　　此外，在一个腐朽的白藤箱里堆积的丝绸达780层，有23厘米厚，若铺展开来，面积可达400多平方米。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随葬物帐碑上详细记载了当时供奉的各种物品名称，其中有丝、帛、罗、花罗、绘罗、可幅绫、缭绫、织成绫、赭黄熟绿绫、细异纹绫、白异纹绫、织成绮线绫、绮、龙纹绮、辟邪绮、锦、金锦、金褐、银褐、白叠、夹缬、绣、蹙金绣等，包括丝、棉、毛等各种材料的织物。这些织物，无疑是晚唐时期染织业最高水平的代表。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用金线显示花纹的织金锦，所使用的拈金线极为精致。但可惜的是，目前的文保技术还不能将其揭开，由于总体保存状况不佳，大部分仍被封存于冰箱之中。日前，中国文物部门正在与德国合作，共同攻克这一文保难题。

　　敦煌莫高窟

　　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敦煌莫高窟，始建于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一个有1600余年历史的旷世奇葩。1987年12月，甘肃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种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佛教史迹画，表现佛教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相结合的题材；供养人画像，即开窟造像功德主的肖像，这是一部肖像史。

　　莫高窟位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 飞天4000余身, 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 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二十世纪初又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 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注意, 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1900年5月，一位名叫王圆　的道士在清扫石窟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今编号为K17的藏经洞窟。当他打开洞窟的大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四周充满了精美无比的壁画，用白布包裹的各类写经以及丝绸制成的佛幡绣像塞满了这间窄小的长方形洞室。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批稀世珍宝。于是，王道士只能"点检经卷画像，仍为封存。"

　　然而，这一消息还是不胫而走。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第二次来到新疆，开始谋求获取敦煌的宝藏。斯坦因搬出了唐代高僧玄奘历经艰辛，去印度西行取经的故事，把自己描绘成沿着玄奘足迹重访中国的使者，并许诺要捐一笔功能钱重修佛身之后，王道士终于打开了藏经洞。于是，斯坦因在王道士微暗的油灯下，翻阅了无数用中、梵、吐番、婆罗迷等文字写成的经卷、各种画在绢上的佛像以及各类丝绸装饰品，这样持续了七昼夜之久。他将这些稀世珍宝装了满满29只箱子，这些箱子在16个月之后被运到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该馆的东方部由此而建立，专门用来展出斯坦因从敦煌诱骗来的东方文物。

　　斯坦因回到英国之后在皇家地理学会作了一次报告，敦煌宝藏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不久之后赶到了敦煌，并从中挑选了有较高学术、艺术价值的经卷和写本1500余卷，以及大量的绘画和织绣品；另一方面，又对莫高窟中所有的塑像和壁画进行了摄影。前者被运回法国，藏于巴黎的国民博物馆、卢浮宫和集美博物馆；后者则被编成《敦煌图录》出版，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敦煌壁画图录。

　　敦煌藏经洞所藏织物种类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织锦，包括斜纹经锦、斜纹纬锦和缎纹纬锦等。此外，绫织物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无论是平纹作地还是斜纹作地的暗花织物均有出现，但特别明显的一点是，有不少绫织物均可用2-2织法进行织造。

　　除锦绫外，敦煌织物中还含有大量的刺绣、夹缬及缂丝等织物，这些都是极具装饰性的特殊丝织物品，非常珍贵。如：夹缬是在盛唐时期才出现的新的印染品种；刺绣已较多地采用平针绣，缂丝也为唐代新品，但敦煌所出者带有金线，而且是以纸作背衬的金线。

　　从对藏经洞总体年代的判断来看，洞内所出文物最迟为北宋初年制品，因此，洞中主要文物的年代应在五代时期，部分可以追溯至中晚唐、甚至是北朝至初唐时期。大多数学者都将藏经洞出土的织物当作唐代丝绸来研究。

　　建国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又对莫高窟前半部分洞窟进行了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又发现两批丝织品。一批是北魏时期的刺绣，其中一幅有着供养人广阳王及其家眷绣像的佛说法图，像下的发愿文中绣着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和"广阳王"等字样。刺绣的衬地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除边饰外，佛像、供养人、发愿文以及空余的衬地都采用细密的锁绣法全部绣出，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满地施绣的制品。该刺绣线条流畅，针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变化，还使用了两三晕的配色方法，因而增加了形象的质感。这是一件相当费功之作，与汉代简单的锁绣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另一批是盛唐时期的绫、绢，并施以碱印、夹缬、拓印等印染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