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公园下沉花园将建起极富中国特色的七个院落，这是在去年年底的第十四届首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方案汇报展上公布的。

　　在此汇报展上可以看到，奥林匹克公园的下沉花园十分有特色。从紫禁城的红墙，到北京的四合院，从历经千年的鼓乐，到盛唐的马球运动，在这里都有体现。一号院御路宫门、二号院古木花亭、三号院礼乐重门、四号院和五号院穿越瀛洲、六号院合院谐趣、七号院水印长天……七个院落截取了皇城根的城市片段，在城市的中轴线和现代的体育场馆之间，创造了一种开放的全新景象。

　　目前，极富中国特色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下沉花园已初见雏形，整个工程的建设正在加紧进行之中，不久，一个充满东方建筑韵味的院落组合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吉庆大鼓”迎奥运

　　2008年4月1日，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下沉花园，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往桔红色框架上安装“吉庆大鼓”，这些大鼓直径达1米至2米。届时，数百个大鼓将组成一道富有中国特色的靓丽风景。

　　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往橘红色框架上安装大鼓，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鼓的国家之一，鼓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各民族和各地区鼓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早期的鼓通常用于祭祀或战争，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普及民间，用途更为广泛，可谓雅俗共赏。俗，可以是民间欢庆的锣鼓，雅，可以进入庙堂祭祀和宫廷宴会。现如今，多用于烘托喜庆的气氛或祈福，很多地区和少数民族都留有击鼓狂欢的习俗。

　　鼓是精神的象征，舞是力量的表现，鼓舞结合开舞蹈文化之先河。按古文献记载，最早的鼓，是进入陶器时代用陶土烧制的“土鼓”，土鼓标志着农耕文化型舞蹈之开端。从《周易》：“鼓之舞之以尽神”的记述可知，早在商周时代不仅出现了原始的鼓舞形式，而且鼓与舞相结合的乐舞形式，已成为鼓舞、激励人们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原始社会，人们只知敲击石器给舞蹈助兴；进入陶器时代后，人们能用陶土烧制成“土鼓”，并用蒉草制成鼓槌来敲打，如《礼记·明堂位》：“土鼓蒉桴苇草，伊耆氏之乐也。”之后，土鼓、苇笛等乐器和歌舞结合则是古代的“乐”，即歌、舞、乐三者融于一体的乐舞雏型。进入周代，土鼓已用于国家的各种祭祀与礼仪，按《周礼》的规定：“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东田钧。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豳”字是古代的地名，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为农耕民族、汉族先民及农耕文化的发祥之地)，说明在祈求丰年和年终祭蜡中，都用鼓舞取悦神灵。周代是农耕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国家专门建立了管理鼓乐的机构，设置了名为“鼓人”的官职，并制定了一套鼓乐的制度。《周礼》“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从此鼓舞更加规范的用于各种祭祀、军事、劳作及其他活动中。由土鼓发展为用陶土或原木制成鼓腔，蒙上兽皮鼓面制成“革鼓”，则是鼓与鼓舞的又一次飞跃，还和当时对自然现象的崇拜与巫术观念有关。人们把天上雷霆的轰鸣、春天气候的温馨、万物生长的动态、音声等，都融会于“鼓”这一实物与概念之中，认为鼓具有非凡的神力，鼓声像雷声一样可以引来雨水，滋润农作物生长。所以《易·系辞》有“鼓之以雷霆”之说；《风俗通义》释义：“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说文解字》释意也相同。古文中，郭同廓，有扩张、延伸与成长等意，因此，鼓也就成为农耕民族的精神力量，激发着人们从事辛勤的农事劳动。 神话与传说中也有许多鼓的记述，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百里，以威天下。”夔是独脚如龙的怪兽，雷兽即雷神，用这种兽之兽皮、兽骨制成革鼓与鼓槌，其声音和威力自然是无可比拟的。源于人、神、兽三者不分的神话时代关于鼓的传说，在农耕民族心目中加深了鼓的神秘色彩。

　　六鼓四金——源于《周礼》的“六鼓四金”一词，所表达的虽是三千年前周代的鼓乐形式，但它和今日中国各民族的鼓舞，却有着一定的源流关系。按《周礼》规定：“六鼓”的鼓名与用途是：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飨，鼓、鼓军事，鼓、鼓役事，晋鼓、鼓金奏。“四金”是：以金绰和鼓，以金锚节鼓，以金饶止鼓，以金铎通鼓。这些古字、古义虽难读、难懂，又属于古代舞蹈史的研究范畴，但可以帮助我们对今日鼓舞源流的探索。如山东“鼓子秧歌”每年开演前要先到土地庙前表演鼓舞以祭社，要沿途撒香包、小米、纸钱。此风习就有“鼓祭社”“鼓鬼飨”的古俗遗意。土鼓是鼓的起源，革鼓与鼓舞代表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类型，中国西南出现的铜鼓与铜鼓舞有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色彩，用整段树干挖空制成木鼓与木鼓舞是原始农耕文化的遗存。源于萨满教的抓鼓与抓鼓舞则是草原文化型的鼓与舞的形式。随着国内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交往日益频繁，鼓的造型与制作工艺，鼓舞的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现在流传的鼓舞中，鼓的质地有土(陶)、木、铜、铁、竹之分，并因其造型与表演形式之不同又有各种名称。如：木鼓舞(佤族等)、铜鼓舞(壮族等)、铁鼓舞(维吾尔、藏族)、陶质的蜂鼓舞(壮、瑶族)、竹筒舞(哈尼族)、象脚鼓舞(傣族等)、单鼓(汉、满、蒙族)、手鼓舞(维吾尔族)、长鼓舞(瑶族)、猴鼓舞(苗、瑶族)等。

　　各民族中流传的鼓舞，多是唐宋以来盛行一时的舞蹈形式，有些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有些在汉族中已经失传。值得注意的是：失传的唐代“杖鼓”在朝鲜族民间仍有单人或集体演奏技艺精湛的“杖鼓舞”俗称长鼓舞的风习。失传的宋代“花腔腰鼓”在壮、瑶、毛南等民族中仍有流传，这种腰鼓鼓腔用陶土烧制，中部细如蜂腰，当地称作“陶鼓”“蜂鼓”。农业社会初期鼓的数量不多，当社会发展畜牧业兴起，充足的皮革供应使革鼓与鼓舞相应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各种鼓舞，是以鼓为道具或作为主要乐器，在锣、镲、钹等打击乐配合下进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色彩。反映出北方农民的豪迈，江南田园生活的情趣，或尚带有原始文化遗存的古拙民风。若从功能上看，各种鼓舞无非是用于祈年、祭祀、耕作、战争以及悦神娱人活动，正是“六鼓四金”中“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古风的延伸与发展。鼓舞开农耕舞蹈文化先河，伴随中华民族走过漫长的艰辛之路，不仅保存了古老的乐器、乐舞，还保存着纯朴的民风，如今又激发人们迎接辉煌的明天。

　　编钟舞动伴“鸟巢”

　　2008年4月3日，数百只悬挂在高达十余米框架上的青铜编钟在奥林匹克中心区整体亮相。站在她的身旁举目仰望，其精湛的制作工艺令人为之赞叹！随风飘动的编钟不时发出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是在奏响一曲迎接北京奥运到来的美好新乐章！

　　充满古韵的青铜编钟与现代建筑“鸟巢” 遥相辉映

　　编钟出现在商代，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自宋以来渐渐衰退。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打击乐器，因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所以被称为“歌钟”。它是依钟的大小不同而有次序地悬挂在木制钟架，用木棰敲击发音，音色清脆、悠扬，穿透力强。

　　古代编钟常用于宫廷雅乐，每逢征战、宴会、祭祀，都要演奏编钟。它可以独奏、合奏或为歌唱、舞蹈伴奏。古时，编钟是统治者专用的乐器，也是反映名分、等级和权利的象征，只有在天子、诸侯行礼作乐时方能使用，即“钟鸣鼎食”。

　　编钟最早出现在商代，当时多为三枚一组，能演奏旋律。商代编钟造型别致，钟柄部分是空心的，并与内腔相通，钟的表面有简单的兽面纹饰。近年来，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辛墓中，又发现了有五枚一套的编钟，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

　　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组，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当时编钟经常用于宫庭宴会，被称为“钟鼓之乐”。至春秋中晚期，又增为九枚一组或十三枚一组。

　　1978年湖北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出土战国初期的曾候乙墓编钟,共六十五枚。被称为我国古代编钟之王，每个钟体上都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刻“曾候乙乍时”（曾候乙作）。

“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

　　2000年2月，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发掘两套2300年前的大型编钟，各由14件组成，青铜制造，高0.72米。

　　先秦的编钟，钟身呈椭圆形，很象两个瓦片合在一起，上径小，下径大，纵径小，横径大，钟口边缘不截齐，两角向下延伸，成尖角形，顶端有柄的为甬钟，带钮的为钮钟。钟的上部称钲，下部叫鼓。钟的鼓部铸有精美的图饰，钲部的纹饰称为钟带或篆间，每枚钟的钲部都铸有36个突起的隆包，叫钟乳或枚。

　　秦汉以后，在历代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编钟多呈圆形，形制上有了很大改变，且每钟只能发出一个乐音。在经历了500多年黄金时代后，它由盛兴而衰退。

　　到了隋唐时期，编钟除在“雅乐”中使用外，还用于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的“清乐”和“西凉乐”里，很少流传民间。唐代诗人在作品中曾描绘出编钟声音宏亮、铿锵悠扬、悦耳动听的妙响。

　　自宋以后，迄止清代，编钟铸造技术鲜为人知，钟乐也渐被淘汰，清代宫廷中所铸编钟，不仅其形制与传统编钟不同，其音律更是相去甚远。

　　“马球群雕”展神韵

　　2008年4月3日，一组栩栩如生、姿态各异的铜制“马球”运动群雕在奥林匹克中心区亮相，与周围几尊单体雕塑从不同角度艺术地诠释了“马球”运动的风采。

　　铜制“马球群雕”亮相奥林匹克中心区

　　马球，古代称为击鞠、打或击，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形式。因为它是一项相当惊险、刺激的活动，所以要求竞技者不仅具备强壮的体魄、高超的骑术与球艺，更要有勇敢、灵活、顽强、机智的素质。

　　关于马球的起源，至今还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在唐代由波斯（今伊朗）经阿拉伯传至吐蕃（今西藏地区），尔后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也有人认为是古代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在我国古文献中，“击鞠”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曹植写的《名都篇》中。诗篇中尽情地赞扬了健儿们“连骑击鞠”的技艺，已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名都篇》的写作时间在曹丕代汉不久，因此，击鞠至迟于东汉就已经出现了，是当时的一种较具特色的球类运动形式。由于马球运动的昌盛与古代骑术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受到骑兵骑术的影响。从汉代以后，随着骑术的进步，马具的改革，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盛行轻骑兵，它有着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同时，马上作战、砍杀更为灵活。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由于这一军事目的，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马球运动在唐代风行一时。

　　唐代的马球，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囊的多寡决定胜负；双球门的赛法与现代的马球相似，以击进对方的球门为胜。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1956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一块刻有“含光殿及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末月建”字样的石志，表明马球场已成了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马球活动非常流行，上至帝王下到文武百官，无论男女，喜观、好打此球者大有人在。1972年，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马球图》壁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妇女打球图铜镜，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彩绘打马球泥俑，都反映了当时马球运动的普及情况。

　　宋代以后，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马球活动更为常见。同时在一些球类用具上也进行了改革。如以前的马球用球是一种拳头大小的木质球，而元代则变为皮缝的“软子”。杖也比以前的长，用长杖拖球，或用杖弹打，使其不落地，然后纵马驰至球门，击球入门。

　　盛行了近千百年的马球活动，流传到明朝初年，还时有开展。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时的马球已呈衰落之势。尤其是进入明中叶后，马球只是作为宫廷礼制或民间节日活动才得以开展。到了清代初年，马球这一颗在中华古文化史上放射了上下千余年异彩的明珠，终于熄灭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现代马球传入我国，马球运动才又缓慢地发展起来。马球曾在1908、1920、1924、1936年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英 、美、阿根廷、印度等国今仍喜爱这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