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 “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基本国策上出问题会造成重大失误。

　　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 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因为我们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三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在出口，而消费的石油中有40%要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的担心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十八世纪以后的二百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十倍，慢慢地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富余，表现为粮食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0.26元，外加一张一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一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五十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更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是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的60%多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本文编辑：陆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