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险利益的分类上，中澳两国都采取两分法：财产保险利益与人身保险利益。中国的自不必说，这样的分类方法在理论界已经形成共识。澳大利亚的这种分类方法更加明显，在第三部分“保险利益”中，区分一般保险和其他保险进行分类，其中的“一般保险”，据台湾《英汉保险辞典》的观点，就是指一般财产保险，而其他保险，大体与我国的人身保险相同，对此，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第18条第（1）款规定：“本条适用于：（a）人寿保险合同；（b）约定某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死亡，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合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b）项的规定，并不完全等同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因为其只包括因健康问题致死和因意外伤害致死的情形。

　　澳大利亚人身保险利益与我国的规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它不要求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具有保险利益。其第18条第（2）款规定：“在本条适用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签订合同时被保险人对合同标的没有利益，保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根据这一款，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某甲与某乙素昧平生，某甲为某乙购买人寿保险并将自己作为受益人。他日，某乙死亡，如无其他使保险合同无效的因素存在，某甲购买的保险为有效保险，某甲可以问心无愧地领取保险金。对这一规定，笔者以为过于大胆，其原因是，这样的规定无异于鼓励赌博，任何人均可以对陌生人投保，陌生人死亡则投保人赌赢，陌生人未死亡，则投保人赌输，这与社会禁止赌博的基本观念相违背。还有，不要求被保险具有保险利益也可能导致道德危险。某甲对某乙没有保险利益，不能完全排除其为了获取保险金而杀死某乙的可能，法律不应容忍这样的事实发生。

　　当然，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的规定可能还有另外一层保护，那就是“没有其他使合同无效的因素存在”。譬如，如果澳大利亚法官认为，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依然没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则会出现下列情形：某甲与某乙素昧平生，某甲为某乙投保，如果某甲在某乙死亡时与某乙仍然素昧平生，这样的保险合同就是无效合同；但是，如果在某乙死亡时，某乙已被某甲收为螟蛉义子，二者之间产生了保险利益，则保险合同是有效合同。笔者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一是因为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如果不要求出险时具有保险利益，实在过于大胆；二是因为，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在财产保险利益部分规定，损失发生时不要求具有普通法或衡平法上的利益，而在人身保险利益部分却没有规定，由此可以反推，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要求人身保险在危险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如果笔者的推断正确，则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的规定不失其合理性，因为，这样也可以杜绝赌博或道德危险。

　　反观中国关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依照《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并未规定何时具有保险利益。以至出现许多纠纷，例如，儿媳为公公投保人寿保险，后儿子与儿媳离婚，然而，儿媳依旧为公公的保险缴纳保险费，公公死亡后，儿媳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以儿子与儿媳已离婚，儿媳对公公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赔付。这样的案件令法官头痛不已。不过，时下的理论研究认为，在人身保险中，只要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即可，不必要求出险时具有保险利益。比之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关于人身保险利益的规定，我国的规定明显较为谨慎，谨慎的规定虽然不利于投保，但有利于控制赌博和道德危险。

　　关于人身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与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还有一点差异，即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哪些情形具有保险利益，例如，子女与父母之间、配偶之间、具有抚养、赡养的近亲属之间都具有保险利益，另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视为具有保险利益。澳大利亚保险法没有具体规定何种情形具有保险利益，但是，从澳大利亚沿袭英国保险合同法的理论来看，他们认为，具有天然感情的当事人之间具有保险利益，其范围似乎比我国规定的更为广阔，例如，在我国，没有抚养、赡养关系的兄弟之间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因具有天然感情，在澳大利亚可能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此外，具有金钱利益的人之间也可能产生保险利益，譬如，具有债权债务之间关系的人之间存在保险利益，李某向张某借钱30万元，为防止李某死亡，自己无法收回借出之钱，张某可以为李某投保人寿保险，二者之间存在保险利益。不过，在我国保险法上，并没有直接承认这种金钱利益作为保险利益。

　　中澳保险法比较

　　从澳大利亚沿袭英国保险合同法的理论来看，他们认为，具有天然感情的当事人之间具有保险利益，其范围似乎比我国规定的更为广阔。

　　中国保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