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或现在仍是企业家、探险家和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现在的身份却是或兼任环保民间组织的掌门人、管理者和部门负责人。他们为什么会组织或加入环保民间组织?他们有哪些经验和故事要与我们分享?

　　在不久前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为SEE)举办的论坛上，记者采访到了王维嘉、杨欣和林谷。他们经历不同、角色各异，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实践着与环保有关的事。

　　王维嘉:美通无线公司的总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SEE章程委员会主席。SEE成立于2004年，是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环保组织。

　　杨欣: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绿色江河”创始人及会长。1997年，“绿色江河”建起了长江源头第一个自然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站。

　　林谷:曾经是某主流媒体记者，目前是项目总投资达数千万欧元的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媒体顾问。

　　缘起:不同的起点，为一个目标走到一起

　　王维嘉说:“中国民营经济是30年前开始的。30年前，中国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是0，但现在已经超过了50％。中国今天的民间公益事业就像30年前的民营经济，但它并不需要另一个30年就会成为主流。也许不需要30年，中国也会出现可以与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相媲美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

　　2002年，当时爱立信首席执行官张醒生组织一批企业家去可可西里，除王维嘉外，同行者包括当时网通的总裁田溯宁、华谊兄弟的王中军等人。他们的第一站就是“绿色江河”建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王维嘉说:“环保，我原来在美国是了解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环保是一点都不知道。接触了他们的保护站，才算开始了解到中国民间的环保。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在那种地方，我们已经完全喘不过气，腿像铅一样走不动，但那些志愿者仍充满热情地工作着。”

　　后来，这次去可可西里的企业家中，王中军出资拍摄了电影《可可西里》，王维嘉和王中军等人都成为SEE的发起人，张醒生现在是大自然保护协会(T　N　C　)北亚区总干事长。

　　杨欣说:“我最初接触环保是从探险开始的，长江漂流，探险长江源，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可可西里。1993年，我去长江源，那个向导说，你们往北继续走，那个地方叫可可西里，真正的无人区。后来我们进入可可西里，帮助可可西里，并获得了一些企业和个人的捐助。”

　　最早杨欣都不能提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因为没有人知道，甚至有人问可可西里是不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当时，他提出的是保护长江源头。

　　林谷曾是某主流媒体记者，目前的身份是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媒体顾问。他说:“1998年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还是以个人的身份做一个环保志愿者，参加一些环保民间组织的活动。虽然当时还是观鸟、种树、捡垃圾的初级阶段，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大家的激情。”

　　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重庆时曾看到一个美丽的古镇，因为当地的化工厂污染，连续3年没有一个青壮年征兵是合格的。镇上有一个人和那个化工厂打官司，他说即使败诉了，也要一直坚持打到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打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林谷说:“我一直不能忘记他的话。我觉得很多中国公民在成为环境污染受害者以后，有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这是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去维护自己权利。”

　　后来，林谷以志愿者同时也是记者的身份和方式，对西部建坝的环保等问题进行关注，近年更成为了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媒体顾问。

　　很多年轻人参加环保组织都是从志愿者干起的。他们出于激情和理想主义走出了第一步，但很多志愿者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很快。在最初的激情消退之后，这些志愿者需要靠什么支撑他们走下去呢？

　　林谷说，人需要理想，需要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同时也要考虑生计问题。有很多民间组织用低成本的方式运作，但这种方式难以保证其工作人员能既不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又可以不失体面、不失尊严地生活。

　　“大部分的志愿者都在过着体面的生活，志愿者不是说让他们全部奉献，而是他在有一份工作以外，再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做志愿者。”杨欣说。

　　“在做项目和活动时能与更多的人沟通、交流和分享，是吸引很多志愿者参与环保活动的重要因素。”林谷说，我最初参加环保活动的时候，发现不少人满足于自娱自乐式的，认为这是我们的小圈子，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有一些很好的理念就够了。但现在，更多的志愿者在思考怎样把这些想法与人分享。

　　证明:用你的行动来证明，才有可能获得支持

　　资金往往是困扰很多草根环保组织的头号问题。杨欣说，他的经验就是:“首先，你要证明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其次你要有能力，才可能获得企业和政府的支持。”

　　杨欣这一路走来非常艰辛。他说，可可西里地方经济比较落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元，非常困难。他在推动可可西里地区保护的时候发现，如果能在这儿建一个基地，开展工作就比较方便了。于是他们就发动媒体和企业家关注这里，希望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建一个保护站，吸引科学家关注这个区域。

　　最初，杨欣在广东游说的时候，一些企业家说:“你保护长江源头怎么不找上海、武汉这些地方，怎么跑到珠江流域来？”在筹措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有人对杨欣说，你出书吧，我们帮你卖，卖的钱在可可西里先建起一个小木屋，至少证明你在做。

　　杨欣的这本书卖得很好。他们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做首发式时，原副局长王玉庆说:“这本书我不能白要，我要买。”他为这本定价23元的书付了100元。自然之友原会长梁从诫说:“自然之友准备了1000元钱买20本书，还准备把这些书再卖一次后，把钱再捐给你们。”现场的记者们也都买了，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梁从诫、王玉庆一起哄抬物价。

　　“卖书是一个方面，问题是你在传播，把这些问题传播出来。”杨欣说，时至今日，卖书的收入仍是“绿色江河”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传播:帮助其他人变成很好的讲故事能手

　　谈到传播的话题，曾是记者的林谷说:“原来做媒体时是通过自己的笔把故事讲出来，现在我正帮助其他人变成很好的讲故事能手。”

　　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是一个投资非常大的项目。林谷发现，很多项目点的人员都在埋头做事，用技术性的思维方式，只考虑满足一些项目指标，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传播。

　　林谷说:“你应该把一种理念，把生物多样性的理念，把环保这个理念，传播给地方的官员、地方的公众和媒体。”

　　林谷说，项目是有寿命的，他们应该多想想这两三年项目完了以后留下什么？地方官员的思维方式、决策方式是不是有所改变？当地社区是不是成为受益者？是不是能让媒体乃至公众更多考虑到除了经济发展还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被忽略的？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林谷对一些项目点人员进行了媒体传播的培训。他说:“我们虽然只进行了一轮培训，但效果很明显。我发现其实很多项目人员是特别好的讲故事能手。他如果突破了技术性的僵化思维，就可以很鲜活地把跟老乡打交道的故事讲出来。我们投资了这么多钱做这件事，传播是非常重要的。”

　　杨欣也同样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他说:“绿色江河”这个组织没钱，所以对宣传方面比较重视。13年以前，在梁从诫的帮助下，“绿色江河”从深圳市政府拿到了30万元。这是他们当时拿到的第一笔钱，而这笔钱就用在了宣传上。

　　当年，“绿色江河”邀请了各大媒体的20多名记者，弄了6辆车，在可可西里、三江源转了一圈，第一次推出了可可西里。

　　当问到把这么多钱用在宣传上是否有必要时，杨欣说:“很有必要。我举个例子，在1995年我到北京游说的时候，除了一两个科学家知道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但10年后，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可可西里了。人们对可可西里的关注正是靠宣传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