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风险，更要看到机会

首先，要看到，这次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还带来了机遇。

由于次贷危机传导的时滞效应，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面对危机，各国相继推出千亿的刺激经济方案，频繁采取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2008年10月30日，美联储利率已经下降为1%。

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是对全球经济在动荡中的最大贡献。在这个务实的逻辑的指导下，中国的决策者迅速启动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迅速公布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同时在2008年内中国央行也通过四次降息将利率下降为1.08%。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当前应对次贷危机，应当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为强大的国力、更为充足的资源、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尽管面临目前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严峻挑战，中国依然有可能在充分评估次贷危机冲击的前提下，启动各项可能的应对举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受历次外部大的冲击的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的重大机遇。次贷危机的冲击，同样也带给中国一次全面推进改革的机遇。

其次，应加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和基于国际收支失衡条件下的被动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与本土金融市场不发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本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产品的光谱里存在大量的断点，金融市场能够提供的产品的可选择性和渠道严重稀缺，这导致国内的大量资金流出。

中国此次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原本不是地震的震中，震中应是华尔街，但是从对资本市场的冲击程度上看，似乎中国受到的冲击比华尔街还要大。这背后非常深刻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创新滞后于经济发展趋势，导致在资本市场上所付出的代价比美国还要大。中国本土金融市场的一大缺陷就是金融创新远远不足，当出现大量的金融需求和资金供给的时，无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去满足企业和个人的需要。

大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能在本土的金融市场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大规模的“期限错配”，使市场蕴藏着很大的脆弱性。

本土市场不的发达，导致许多企业到海外上市，其在国外融到的资金又以外汇的形式汇回国内，给中央银行增加了压力，出现了“货币错配”现象。

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实际上往往是推出金融创新工具的良好时机。这一方面是因为动荡的环境下更需要多样化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同时动荡的市场环境也是培养和锻炼中国金融机构应对能力的良好时机，不经历市场波动的洗礼，中国的金融业可能也难以成熟起来；同时，一些特定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还可以为中国在应对危机冲击方面赢得更大的政策空间和主动性。

第三，要逐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

要高度关注金融业过度的激励或者不对称的激励。在当前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中国的一些金融行业人力成本跟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差不多甚至更高。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中长期的资产运用比重越来越高，如果过分注重一个分支机构负责人短期的经营业绩、同时又缺乏有效的评估工具来评估这些长期的资产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真实风险状况，就可能会促使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追求短期业绩、忽视长期风险；又例如，中国基金业短期的激烈排名竞争，使得基金经理很难着眼于一个完整的长的周期来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的回报。这些情况下都蕴藏着不对称激励的风险。

同时，应客观评价成熟市场的金融机构与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优劣。我们并不能盲目说因为出现了次贷危机就表明外资金融机构一无是处，在许多领域，这些金融机构依然有许多值得中国金融机构学习的地方。但是，同样也要关注的是，通过这一次的调整可以看出，中国立足于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运行方式，也有其内在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不能够过分迷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市场的金融机构；而应从本土的金融需求出发，这样设计出来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特点、金融服务的方式才会有生命力。

第四，要以积极稳健的姿态参与应对全球次贷危机和完善全球金融体系。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得不少经受次贷危机冲击的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寄予厚望；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和影响渠道的多样化，也使得中国必须要及早把握次贷危机的发展演变脉络，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量力而行，参与全球应对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工作。目前看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首先，在参与全球次贷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美国通过大量的货币发行进行次贷危机的救援，为未来的美元泛滥留下了隐患，也增大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多种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例如可以允许IMF、美国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等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防范汇率风险，促进中国本土债券市场的发展。

其次，以赢得更大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原则，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适当参与全球金融救援行动。

另外，重点放在对可能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的救援，辅之以相应的国家资源战略和产业整合战略。基于前述部分过于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判断，以及中国现有的产业整合能力和资源需求状况，中国可以强调不把参与救援的重点放在与中国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而放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拥有战略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企业具有产业整合优势和整合能力的特定行业，而不能主要集中在中国缺乏优势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等领域。

并且，可以利用当前全球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利氛围，呼吁发起设立对次贷证券的登记清算机构，呼吁拟定对场外衍生市场以及对冲基金的监管国际准则。

最后，中国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在欧美等通过大幅货币发行来应对次贷危机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而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度发行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在设计相关的限制机制时，可以主动提出建立“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发行联动机制，相应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