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锦秋

　　著名国际左翼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一直愈演愈烈才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以金融泡沫刺激经济的政策，一直拖延对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的摧毁。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联邦储备局维持低利率放松借贷以鼓励对金融资产的投资，随着资产价格飙升使企业和居民户在纸面上实现巨大的财富增长，短时期拉动了经济发展，但实行“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的最终结果是，房地产泡沫越积越大，并最终破裂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联系到中国目前实际，我们是否有必要防止重蹈西方国家覆辙呢？

　　有关部门当然担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银监会为此展开不少专题调研，但流动性充裕局面事实上已经开始吹起包括A股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因为在流动性迅速增加情况下，出于对通胀担忧，企业或个人自然会把相当部分流动性释放到A股和房地产市场，这样内生性的保值趋利行为根本就不可阻挡。正如德国央行行长韦伯所言，历史已经证明过于充裕的流动性和长期保持低利率，是产生资产泡沫的主要原因。

　　目前增加货币流动性，一定程度是为应对A股市场巨量大小非（或大小限）解禁上市的需要，而解禁股的流向，不少是由个人投资者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负债形式来承接。股市重新步入慢牛轨道，可让接盘的个人投资者增加纸面财富，由此可提高人们的消费愿望；但事实上人们的消费需求却可能下降了，因为消费需求是由“货币支付能力”和“购买欲望”两个要素构成，钱换成股票后居民财富就丧失了货币支付能力，即使可以重新卖出转换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但这同样以其他个人投资者财富丧失其货币支付能力为代价。

　　西方国家由于早就形成了借贷消费文化，而中国人除了在买房方面形成借贷消费文化外，其他领域根本没有借贷消费习惯，即使随股市泡沫滋长而账面财富增加，多数国人也不可能凭升值股票来大规模借贷消费。

　　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是主要组成部分，其比例通常占50%以上，远高于其他需求。投资需求的主体主要包括大小非在内的企业，而消费需求的关键主体则是居民。这样大小非（或大小限）解禁股转移到居民手上后，社会上投资需求虽然可能增长，但社会上的消费需求却可能降低更多。因此，全社会虽然为大小非解禁减持付出巨大流动性扩张的代价，但换来的结果却可能是社会总需求反而下降，这明显与我国扩大内需政策背道而驰，也是央行所增流动性有相当部分在资本市场打转转而难以渗入实体经济的一个原因。

　　就算大小非（或大小限）解禁股减持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如果单纯用于扩大产能，也只会助长经济的困难局面，因为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下，包括中国在内经济普遍面临的一个症结本来就是生产过剩，这不仅是布伦纳的观点，早在去年国内宋鸿兵等人就持类似观点。当然，如果大小非（或大小限）减持资金能够用于产业升级或创新投资以提供新产品，通过“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这是最好的局面，但又有几个大小非能堪当此重任呢？也就是说，在目前需求疲软之际，大小非解禁股留在大小非手上，比转移到居民户（包括接受公众委托理财的基金）手上，更利于保护内需和防止经济局面进一步恶化，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由此认为，央行对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选择理应在掂量得失基础上慎重抉择。对大小非问题，最好还是为其出台专门的规范政策。

　　布伦纳等左翼学者的观点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应引起高度重视。最近笔者在秦皇岛与俄罗斯科学院合作交流会上，聆听了俄罗斯科学院顾问、院士博格莫洛夫先生《经济危机的教训及其克服途径》的演讲，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不能成为中、俄两国模仿对象，应该找到既符合民族特色、又符合当今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发展道路；我们应放弃追赶式发展模式，走创新路子，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作者系资深经济研究人员，现居秦皇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