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是一个权力下放的世界，所以我们呼吁各种社会化的契约，而不是单一的社会契约 

【《中国企业家》网站专稿】编者按：金融危机爆发前，协作式治理、企业责任和软监管是企业与社会间社会契约的核心内容。何种共同价值观能巩固后危机世界的经济体系？ 

在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新社会契约的基础是什么？”分论坛上，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ron Cramer、毕马威国际董事长Timothy P. Flynn、科威特-丹麦奶制品公司总裁兼执行董事Sir Mohammad Jaafar、高伟绅律师行高级合伙人Stuart Popham、联合劝募协会 Gallagher展开了一轮讨论。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提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除了G20以外，还有谁来定义这个新的社会契约？

JAAFAR：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老百姓来定。因为现在我们有技术，有广泛的群众性的广播，或者是每个人都可以就自己的观点发表意见，问题是当消费者看一些娱乐性的节目或者是一些其他不是很严肃的节目，那么我们就要问媒体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报道一些有责任、内容比较重要的新闻报道，有些内容比较有勇气，不管这个标题是怎么说的，他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责任。我们应该让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说话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清楚。于是我们就提出了什么问题？人们有没有足够知识的了解，我们这些政策是基于一些共工的情绪，还是基于一些实实在在的原则或者是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资料？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POPHAM：这需要各地政客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他们首先要受消费者、人民的信托才能做指导者。之后采用相关的技术，像任何一条法律一样，只有被人们普遍接受才行。所以要自上而下地实行。

FLYIN：现在的治理形式可以让所有有声音的人共同发表他们的声音，但是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参加进来。虽然现在的社会比以前进步很多了，爆发的危机会作为这种变化的催化剂，我相信这个时间还需要很长。

CRAMER：但是在世界各地做一个全球性的社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权力下放的世界，所以我们呼吁各种社会化的契约，而不是单一的社会契约，不管是G20或者是某一个全球议程理事会，在所有这样的场合都需要一些有远见的人做领袖，同时要保证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参加。同时保证大家有公认的合法的地位。第三个是最难以衡量和最难以做到的，因为你需要靠社会的很多力量。

FLYIN：我觉得谈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但是最后实施，最后让人们普遍接纳是难很多的。

GALLAGHER：我同意。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论坛让舆论界的各种领袖共同讨论，但是也需要他们承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能拿一个地区的模式到另外一个地区生搬硬套，但是这不妨碍各地领导展开辩论，看怎么样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同时需要有足够的灵活空间，要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