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发布了8月份主要宏观数据。除去外界关注的CPI、PPI何时会引发通胀风险之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进出口等数据的“成色”如何再次引发投资者的关注。根据发布的数据，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2985亿元，同比增长33.0%，比上年同期加快5.6个百分点；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16亿元，同比增长15.4%，比上年同月回落7.8个百分点；8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917亿美元，同比下降20.6%。

　　8月份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是唯一的亮色，被寄予厚望的消费却是平平淡淡。近期，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提振经济。半年多来，为扩大内需都采取了什么措施？下一步如何扩大内需拉动GDP？我们今天请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NBD：各位专家，你们好！国家相关部门9月11日公布了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从各项数据对比来看，消费仍处于缓慢复苏状态。去年11月份以来，中央把扩大内需已经确立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发动机”，那么，扩大内需政策是否达到既定目标？是否已经推动经济复苏走上正轨？

　　就业仍然不足

　　中小企业并没有完全复苏，造成失业仍然不足，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肯定会下滑。

　　赵晓：扩大内需已经取得明显效应是肯定的，但是否“走向正轨”尚存疑虑。目前扩大内需主要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投资扩张政策，经济恢复与复苏的政府主导及资金推动特征明显，复苏基础既不够稳固，也不够健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的复苏。

　　根据当前数据显示，增长复苏明显，但就业、市场复苏并不明显，再考虑到世界性的这一个经济大冬天仍未过去，可以说，中国经济回落的可能性仍然相当大。中国要真正走出世界性的萧条，没有凯恩斯主义当然不行，但只靠凯恩斯主义也是不行的。我一向主张，既要凯恩斯，更要改革，也就是说，短期要靠新扩大内需，但中长期要靠新体制改革，两者间要及时完成切换。现在的情况，主要靠凯恩斯主义的虚火，改革激发的经济活力较小，所以尚未走上正轨。

　　王雍君：我认为，“走向正轨”需要一个可持续消费的概念，短期因素和结构因素需要区别开来。当前的回升迹象明显，但周期性色彩浓厚，主要问题仍然是投资驱动占主导，这与危机前没有根本区别。另外，寄望于出口回升也是危险的。中国经济和内需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消费主导型内需模式的欠缺。

　　NBD：在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成绩单中，消费拉动GDP3.8%，距离6.2%的投资贡献率相差较大，而出口方面更是负增长2.9%。半年来，为何我们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的增长徘徊不前？

　　赵晓：第一个解释是，当前中国的就业并没有明显复苏，失业率有可能还在上升，这一点从主要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复苏可以间接推测。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肯定会下滑。不过，让人困惑的是，一二季度的数据曾显示，无论是城镇居民收入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非常快，远远超出同时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这与当前消费增长下滑的数据相矛盾。所以，也许更好的是第二个解释，就是经济下滑时期，人们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消费观望心理严重，而在物价下跌的情况下，追涨杀跌的心理同样严重，进而影响总体消费出现下降。虽然如此，对比全球看，中国的消费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严重的下滑。

　　NBD：鲁先生，您所在的部门每个月都要分析宏观数据，您对8月份的消费数据有什么看法？

　　鲁政委：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家对未来收入的前景变得悲观了。部分农民工回家，城里务工人员工作时间减少，有的在岗人员降薪了，这些因素带来的收入下降对消费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下降但零售额一直在增长有三个原因：一是前期购买的耐用品的当期付账；二是区分购买者是企业、政府，还是居民，其中有大量是企业和政府购买；三是零售额里面有许多具有投资品特性，尤其是与住房购买相关的消费。

　　王雍君：在各种影响消费的变量中，最重要的是可持续收入，后者多取决于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前景；第二个是收入与财富的人际分配差距，差异越大消费能力越弱。我们看到当前应对危机的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制约中国消费主导型经济的这两个关键方面。

　　扩内需有瓶颈

　　扩大内需的好处全让国有企业拿走了，而国企创造的就业却很少，能带动的消费也有限。

　　NBD：是否可以这么说，上半年的一系列扩大消费政策，是否存在尚待突破的瓶颈？你们认为，扩大内需的瓶颈在哪里？

　　赵晓：扩大内需目前以投资为主是对的，只有这一招可在短期内取立竿见影之效。但是，扩大内需的好处全让国有企业拿走了，而国企创造的就业却很少，能带动的消费也有限，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我称之为“猪生病了，让牛吃药”，民营企业是一头受歧视的“猪”，过去一段时间已经生病了，但扩大内需的做法是让本来就很牛的国有企业吃补药，变得更牛，这样我们的经济结构会越来越糟。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扩大内需有什么瓶颈要突破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只有中小企业发展就业才能充分，只有就业充分国民收入才会健康增长，只有收入增长消费才能增长。所以，让民营中小企业获得发展，是下一步政策的关键。

　　王雍君：消费拉动不足依旧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弱点。上半年一系列扩大消费的政策主要是个“短期利好”的概念，并不是促进可持续收入增长的政策；另外，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并没有触及解决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两个主要制约因素都未触及，怎能带来一个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呢？

　　NBD：有观点认为，目前政府将大量的精力专注在如何让消费者掏钱上面，而这种政策导向会削弱企业自身的创造性。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终端消费的政策有所偏差，鲁先生，您怎么看？

　　鲁政委：目前“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在短期避免危机、平滑消费波动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使耐用品消费略有提前，可能在后期使这些产品的消费偏弱。那么，企业要有心理准备，当刺激消费政策退出后，最终要靠自己，现在就要利用政策带来的喘息之机，评估未来的消费形式，调整产品结构或主攻方向。

　　新一轮扩内需

　　民营化和市场化，仍然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必须重启民营化和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

　　NBD：社科院人口和劳动所上周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即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失业率高达9%，远远超出登记失业率。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受金融危机影响，仅浙江就有超过1万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如果没有就业，老百姓就没有购买力。在各位看来，如何增加中小企业的就业率？让更多人能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

　　赵晓：增加中小企业就业率的关键是让中小企业也尝到扩大内需的好处从而恢复增长，国有大企业吃肉，中小民营企业至少要能喝到点汤吧？目前，许多领域如教育、医疗、金融、保险、石油、石化等仍然拒民营资本于门外，同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完全垄断在政府手里，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也都垄断在国企手里，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诸多领域不断上演“国进民退”的大戏。如果不能给中小企业特殊扶持，至少要给它国民待遇吧？如果不能出台新的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那就应该认真落实以前出台的发展民企政策。

　　民营化和市场化，仍然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所以这一轮扩大内需，必须重启民营化和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

　　王雍君：多年来形成的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严重倾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经济吸收就业的能力。

　　NBD：大家也知道，与民营企业境遇截然不同的是，我们的垄断行业是“不差钱”的，垄断行业员工收入、福利待遇太高引起社会各界不满，最近突出的例子就是中石油集团的“团购门”。这里有两个问题请教专家：一是这些垄断企业的红利是否应更多的上缴中央政府，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至少让职工收入差距不是那么大？二是在垄断行业领域，是否应该更大范围地向民营资本开放？

　　王雍君：对付垄断的最好办法就是制造垄断的敌人——竞争。向民营资本开放是走向制造竞争的关键步骤。增加红利上缴当然是必要的，但政策重点应放在控制垄断利润的源泉——垄断本身。

　　鲁政委：其实我国一直没有清楚地界定垄断企业可以在那些行业存在。我认为在市场竞争能够提供有效产品的行业不能有垄断，而在有公共物品特性的行业可以允许垄断存在。但是当前有些政策是淘汰落后产能，以大并小，这反而使一些行业垄断加剧。因此，我国在这方面的思路并没有厘清。要解决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一是要划清哪些行业可以有垄断企业存在，哪些不行；二是对垄断行业要加强公司治理、财政透明化等管理。

　　收入分配改革

　　可以借助于市场化改革，从经济权力分配的改善出发来改善个人及企业的外部经济发展环境。

　　NBD：现在大家都在谈收入分配改革，认为我们的内需启动不力，根子还在于大家手里的钱不够，消费能力不强。事实上，中央和发改委等相关部委一直在强调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要加大初次分配在收入中的比例，如何实现？

　　赵晓：我以前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作过一些研究，发现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是从新世纪以来急剧扩大的。收入分配与权力分配密切相关，国有垄断企业离权力中心较近，收入最高，部分老百姓离权力较远，所以在分配上就边缘化。真要改善收入分配以改善民生，当前，可以借助于市场化改革，从经济权力分配的改善出发来改善个人及企业的外部经济发展环境。

　　鲁政委：我国的国民储蓄一直很高，但其中企业和政府储蓄增长很快，居民储蓄其实是下降的。要提高居民储蓄的占比，可以减免税收；减免税收之后要加强个税征管，我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很透明，好征管，而那些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却没有有效征管。我还要强调的是，要正确审视我国结构调整中的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减少低级的出口加工贸易等思路。我们现在必须充分利用外需、充分利用闲置劳动力，才能使大家有工作、提高收入。

　　王雍君：基本上是两个手段：税收和开支。在税收方面，首先建立主要针对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强有力的财产税制，调整财富存量分配；然后是强化所得税的执法和征收管理，因为现在逃税的主要是富人，税负被转嫁给低收入阶层的现象十分严重。公共支出政策的本质是政府预算，现在的预算利益大多被输送给社会的强势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普通公民从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收获益相对而言是很少的。

　　NBD：赵教授、王教授，在你们看来，提高个税起点来扩大消费的办法是否有效？

　　赵晓：通常，扩张性财政政策无非是增加支出以及减少税收两条。我们在增加支出上做得很足，减税做得少。另外，市场越充分，税收越低，税制越简单。从这个角度，我几乎赞赏一切减税的提案。

　　王雍君：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税后收入，而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促进税负的平等分配，或者说有助于减少当前税负分配的严重不公；其次是通过减少纳税义务的数量，使税务机关得以将有限的征管资源集中对付那些真正的高收入群体。逮住一只老虎，比逮住一百只猫的效果要好得多。

　　NBD：那么，提高居民收入的有效办法还有哪些？

　　赵晓：刚才大家都提到，提高居民收入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减税，再就是改善就业与创业环境，然后才是二次收入分配的调控，在当前是要加快提高社会保障，这相当于间接提高居民收入。说到底，主要还是要放水养鱼，辅以政府调控。

　　NBD：通过今天与大家的对话，我们知道，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并非靠投资的拉动就能解决问题，它涉及更深层面的制度改革的话题，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比如对民营和社会资本市场准入的降低和开放，以及更多层面的制度变革。总之，一句话，扩大内需，仍需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而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民营化和市场化的方向。感谢各位专家给我们的读者提供了如此有价值的观点。再次谢谢。

　　赵晓：

　　“猪生病了，让牛吃药”。民营企业是一头受歧视的“猪”，过去一段时间已经生病了，但扩大内需的做法是让本来就很牛的国有企业吃补药，变得更牛，这样我们的经济结构会越来越糟。

　　王雍君：

　　当前回升迹象明显，但周期性色彩浓厚，主要问题仍是投资占主导，这与危机前没有根本区别。寄望于出口回升也是危险的。中国经济和内需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消费主导型内需模式的欠缺。

　　鲁政委：

　　提高居民收入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减税，再就是改善就业与创业环境，然后才是二次收入分配的调控，在当前是要加快提高社会保障，这相当于间接提高居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