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纽约9月15日专电 陈志武教授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日前新华社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陈志武就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这一年来世界各国都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我们知道，任何非常规的货币财政政策都会有副作用，您认为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措施是否得当？

　　陈志武：从去年秋天开始，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大刀阔斧的举措从相当程度上来讲是过头了，总体行为的偏差是非常严重的。

　　危机的产生往往是人们因为成功变得自信，直至盲目自信，这样必然会做出很多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这种基于过度自信采取的非理性行为，日积月累最终会酝酿成一场大危机。

　　但这种过度自信没有别的办法进行自我修正，必须通过危机逼着人们进行反思和修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一年，那么多国家政府，采取了那么多过激的救市行为，是把人类社会——特别是美国——本来要进行的更多反思，更多自我修复的机会给剥夺了。

　　尽管很多人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不遇的，但美国经济衰退大概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这跟1981、1982年那次经济衰退的时间基本一样，但不管是从失业率，还是ＧＤＰ上看，这次美国衰退的程度很可能比1981、1982年那次还小一些。

　　去年底今年初有那么多人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要终结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要终结市场经济。当我们身处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做出过于悲观的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这为各国政府采取过激的救市行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口实。

　　记者：您认为政府在危机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应该彻底放手让市场自我修复，还是应该更早、更多介入？

　　陈志武：救的程度可以小一些。比如说美国，奥巴马任总统后，把美国政府的救市举措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救市行为非但没有修正当初引发次贷危机的原因，反而是将其强化了。

　　比如，我们原来很多学者讲，次贷危机是怎么出现的，就是很多银行家、住房按揭贷款公司，不管人们是有收入还是没收入，不需要首付就可以给他们贷款去买房子。但今年初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救市方案中有一个安排，是给那些第一次买房的人8000美元补贴，并且如果他们在2009年底之前买到自己的房子，在贷款的时候，不仅政府提供担保，而且他们的首付只要3％。这个所谓的救市政策，是减少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把以后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呢？值得商榷！

　　在美国历史上，至少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政府基本不干预市场，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使得美国经历一次一次的金融危机后，都能倒下去又爬起来，其自我修复能力那么强，自我创新的动力那么强！但遗憾的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这个影响使得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在下降。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这个最早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也就越来越弱。今天美国政府也同样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这对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产生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在这个时候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更多思考。

　　记者：目前奥巴马政府开始推动金融监管改革，您觉得这种改革是否会影响美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陈志武：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市场要进行改革，一个是金融市场本身要做调整，第二个是政府监管架构要调整。

　　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亚洲，金融行业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麦道夫事件后，为了能在市场上更好生存下去，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都进行了自我调整，其行为规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有没有政府的监管调整，都不是非常重要了。

　　并且，从政治层面上进行改革的压力也已经下降了不少。无论是华尔街还是国会议员，对监管改革的呼声和压力较几个月前少了很多。奥巴马政府会对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上提出更高要求，但除此以外，我不觉得在证券和金融市场的法律等方面，还有必要去做更多根本性的调整。如果真这么做了，会像2001年底安然事件后出台的《萨班尼斯－奥克斯利法案》那样，牺牲掉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的竞争优势。《萨－奥法案》出台以后，许多亚洲、欧洲的公司不愿意到美国上市，而转去香港、日本和欧洲上市。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很多美国官员就已经意识到，很多针对安然事件做出的立法是一时冲动，太过激了，牺牲了美国的竞争优势。因此，这一教训多少会约束国会和白宫今后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