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的集体转型中，需要“粘合剂”与“润滑剂”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长安向北，秋意更浓。从刘银娥办公室的纱窗望去，神木县被沟壑割碎的原野空旷而萧瑟。

“一提‘煤老板’，就是一夜暴富、疯狂消费、破坏环境、瞒报矿难。”银潮矿业的老板刘银娥端起茶杯又放下。在不到7年时间，刘银娥的财富凭借煤炭放大了数千倍，积累了数亿身家，所创办的银潮矿业已在陕西、内蒙拥有四、五座煤矿。但她不愿意将名字和“煤老板”联系在一起。但这三个字的标签并不是用铅笔写的，可以轻轻擦掉。

另一个神木人早已静静观察刘银娥们多年，他就是北元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凤君。“煤老板”们的烦恼，就是他的机会。

在神木商圈，王凤君与众不同，他工作之外的生活过于平淡，虽没有煤矿，但却很了解煤老板的心态。

“他们是有钱人，也是内心最空虚的有钱人。他们有资金，有实力，但是社会影响力无法表现，十分恐慌，买别墅，穿好衣服，坐好车，都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可与尊重，然而适得其反，在这种心理主导下，他们的钱投到哪一个领域，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往往就搅乱这个市场。”王凤君长于人性，“内心的空虚并没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填补，如果能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平台展示自己，帮助他们改变形象，就能将闲散资金集中起来。”

资金，正是王凤君所急需的。2003年5月他成立北元，建设10万吨聚氯乙烯项目，2006年深感如果规模不扩大，难以摊薄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成本，“与其将来是死，还不如现在搏一下。”尽管无法拿到充足的银行贷款，但神木民间资金充裕，王凤君希望说动一批煤老板，由粗放的资源开采业向大工业转型。

2006年11月27日，王凤君举办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联谊会”，邀请的客人是包括刘银娥在内的100多位“煤老板”，还有三任县委官员。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神木的有钱人通过几任领导的支持才成长起来的”。

王凤君安排客人们参观了他的工厂，举行主题为“神木民营企业的前途在哪里？”的座谈，晚上还组织了一场北元员工的文艺演出。这些精心安排只为传递一个信息：现代工业文明与搞煤炭开采完全不同，这才是企业，这才是事业。并不是所有人都被现场气氛打动，甚至被有人认为王“幼稚”。对习惯了“煤运出去，钱划进来”的“煤老板”来说，那个钢管纵横的工业世界难以驾驭。

“第一步是刺激‘煤老板’们转型的欲望，让他们产生对大工业的向往。”在王凤君眼中，“煤老板”是个对机遇异常敏感的群体，“神木县20多万人口，煤老板也不过100多个。他们都是有智慧和胆量的人，只是需要好理由来说服。”

接下来，王凤君开始推荐项目，他的雄心是将规模扩大十倍，再建一个年产100万吨聚氯乙烯项目，这意味着公司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聚氯乙烯生产企业，每年可直接转化原盐150万吨，间接转化原煤600万吨以上。几轮宣讲下来，来参加会的人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八位。

2007年3月13日，王凤君与八位“煤老板”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刘银娥也在其中，之前他们并不相熟，某次在外地，刘银娥偶遇王凤君，后者正拎着一包方便面、一瓶矿泉水准备做晚餐，刘觉得，把钱交给这样的人心里踏实。

八位煤老板每人交了500万保证金，他们有个很大的担心，这么大的项目能否批下来。王凤君承诺如果2007年10月1日前项目批不了，将所有保证金退回，全部前期费用自己承担。

王凤君踏上艰难的跑项目之旅，他的多数合作伙伴干着急帮不上忙，这可不同于煤矿办“六证”，是另一套游戏规则。9月28日，逼近最后时限，项目获批，此时两家“煤老板”却离开了，其中一位担忧产业前景，另一位选择其他投向。

刘银娥、王文明、王凤义、孙俊良、刘维平、韩虎威六位“煤老板”每人出资一亿，北元过去的股东以老厂资产评估后入股，王凤君除此外也出了一个亿。钱进来了，王凤君压力更大了，这么大投资不可能靠几个民营股东一直向里面扔钱，他还要完成第二轮融资。

不久，陕西第二大国有企业煤化工集团（下简称陕煤）来神木一带调研煤转化技术，王凤君借机向陕煤探出橄榄枝，陕煤对该项目也很感兴趣，只是在其一些管理者眼中，担心“煤老板”们会不会和传说中一样，除了钱，一没文化，二没素质，管理上不容易对接。

北元股东之间也有争持，有人质疑，既然是好项目，为什么要和大国企一块干？别人把肉吃了只给我们留下汤怎么办？开煤矿时，类似情况不是没发生过。而且陕煤为了合并报表，坚持要求控股，这不等于要把大股东地位拱手相让吗？

两个多月中，王凤君在股东和陕煤之间奔波数次，穿针引线。他向股东分析只有引入陕煤，才能赢得政府和银行支持。又游说陕煤各相关部门，重点不是讲价格而是讲前景。王并非雄辩滔滔的人，但谈起目标有种自信的光芒。2007年12月28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北元第二次增资扩股，陕煤占股40.48%，十位民营股东共占股59.52%。

按照协议，北元化工的董事长由陕煤集团委派，王凤君只任总经理。“煤老板”抱团难，王凤君是民营股东中的灵魂人物。过去股东们只要面对他一个人，现在要面对两个人，过去虽然是资源与工业两种模式，但毕竟是一种体制，现在两种体制，王凤君需要消除煤老板与大国企之间的陌生与敌意。

北元的一位民营股东记得，王凤君刻意留心通过细节展示自己的定位。走路时，故意走在董事长后面，吃饭时，让董事长坐在正中。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上班时都必须穿正装，不准吸烟，唯有董事长例外。

对“煤老板”来说，投资北元成了一张名片。他们的子女带着朋友来神木玩，常常会到工地上，自豪地介绍这是自己家的产业。“他们从不会指着一个矿井说‘这是我们家的’。”上文中匿名的民营股东说。

参与投资北元的“煤老板”多数由此开始进入其他领域，刘银娥涉足小额信贷、房地产、小康农业、保健品等，最近的大手笔是斥巨资从佛山引入了陶瓷项目。煤矿她还都抓在手里，每年总计有近200万吨产能，就像一个自家的银行，可以应对项目间的现金流动。“煤矿我不会再扩大了，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

刘银娥头疼的是，她很难在四面出击的投资中遇到王凤君这样的“大掌柜”。“煤老板”们的集体转型中，王凤君们往往扮演着粘合剂又是润滑剂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