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传到了我们的半场，接下来就是要很好的与政府部门去沟通，做好市场机制，敢于金融创新，让政策真正跑起来 

【《中国企业家》网站专稿】11月26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此次公布的碳强度指标，能否促进中国的碳交易市场？碳强度指标能否成为一种资源，由供需双方自由交易？本刊记者采访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黄杰夫。

“不管叫不叫碳交易，它的规则都是CAP AND TRADE总量控制和贸易，现在CAP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就要看我们这些做交易所的人，能不能把市场机制建起来，让它可以TRADE。”黄杰夫表示。

黄杰夫认为，虽然此次碳强度还只是一个相对指标，但印度的经验表明，相对指标的交易是可行的，据估计到2015年前，印度碳总量控制指标的交易将形成一个150亿美元的交易市场。

黄杰夫提出交易所要吸取十一五的前车之鉴，我国十一五期间其实就有能效提高20%的总量控制指标，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权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但总量控制指标和排放权都没有做成交易。

为什么在中国能效指标没有交易起来？黄认为，除了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现有的指标分配体系也是非市场化的。十一五期间的能效指标和二氧化硫、COD减排指标都是根据行政区域划分，作为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指标，采取的仍然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不是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分配到企业。减排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企业，减排手法是行政命令而无法产生市场交易的需求。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Now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黄杰夫说，“十一五的时候我们没有交易所，没有市场手段，现在我们有十几家。球已经传到了我们的半场，接下来就是要很好的与政府部门去沟通，做好市场机制，敢于金融创新，让政策真正跑起来。” 

“我们对中国以市场化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充满乐观。”黄杰夫透露，在国务院还没有推出具体的碳强度指标之前，天津气候交易所就已经联合30多家企业一起在设计企业自主减排的交易规则。这些企业既包括中石油、天津钢铁等国企，也包括摩托罗拉、拜耳、松下等外企。而下一步天津气候交易所还要在指标计算、监查、认证，交易法律机制、税收制度安排等基础建设上做更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