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山姆：大老板，为什么又要戴“红帽子”？

    据投资者报记者孟帆红报道，仅仅150天，山西省运城市最大的三家企业就集体变身了，变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其中包括山西省最大的化肥企业——民营的丰喜集团。

    改制，改制，一般说的都是把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但现在为什么有人要把已经做大了的民营企业改制成为国有企业呢？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类特殊的企业。它们明明是私人投资，但在工商注册资料上却标注着集体或者国有企业；它们曾不惜代价地要成为“公家人”，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却同样执著地要讨回私人投资者的身份。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帽子”企业。

    私人投资为什么要戴“红帽子”？

    曾经有记者报道，当年，有一家从事餐饮的私营企业，在戴上“红帽子”后，可以少缴管理费、减免税，只要向挂靠单位缴一点点“管理费”，一年就能多得一万多元，这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字啊；有一家鞋厂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在戴上“红帽子”后，顺利地从银行贷款18万元；有一家生产电热毯的工厂，产品质量好而且产量大，但当时的政策不准私营企业进入联销网络，这家企业在戴上“红帽子”后，它的电热毯从此一路畅通，进入国有百货大楼。

　　第二次戴“红帽子”的高潮，出现在南巡讲话前的几年。由于担心国家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多本来以私营登记的企业纷纷戴上了‘红帽子’”，广东某地的近50家私营企业，有80%的企业主曾多次找当地政府要求戴上“红帽子”。    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一个分水岭。也正是在此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摘帽”行动开始了。

    但是在90年代后期，“红帽子”企业曾一度回潮，一些已经摘掉了帽子的企业，又重新开始“戴帽子”。与80年代相比，当时政治环境已经大大改善，私营企业对财产产权划分上的顾虑也比较少了，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私营企业还是面对着很多障碍。很多私营企业开始做出口生意，但是那时的外贸自主权是不对私营企业开放的；企业发展了，但是它们突然发现征用土地时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说到用人，无论在户口还是福利待遇上，私企都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与国有和集体企业同等的分配待遇；同样，私营企业在享受贷款方面也不如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邓小平南巡之后，大家都欢天喜地摘帽子，觉得现在名正言顺了，挣的都是自己的，不用再顶着集体的名字做事了。摘了之后却发现，原来在经营中还有很多障碍，所以就出现了‘红帽子’回潮的现象。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红帽子”企业终于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而现在，上述三家企业，为什么要以放弃自主权为代价，换取大型国有企业的保护呢？为什么丰喜集团这么大的一个私人投资却要不惜代价成为“公家人”，争戴“红帽子”呢？

    如果仅仅从企业经营角度出发，由于企业管理不善而向有管理能力的企业靠拢，加盟有经营实力的企业。这的确也是一条企业的谋生之路。然而，咱们换个角度看，就觉得耐人寻味了。

    投奔大型国有企业的人说，“车间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吗？我们宁愿当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车间，也不用自己势单力薄的去和市场争，那样风险太大了。”“这是‘一人难受，万人欢喜’的事情。董事长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了，能不难受吗？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这样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一些地方，民营企业在经营上举步维艰。既有经营战略不对头，产品不适销对路，内部矛盾内部管理困扰的问题。也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政策差距的问题。

    很多垄断行业大多是国有企业，他们向银行贷款往往可走“绿色通道”，投奔大型国有企业的人说，“就拿银行贷款来说，以前我们对着银行低头哈腰，对方还不一定搭理你。而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态度，甚至都是“麻烦你贷一点儿吧”；而在人事方面，国有企业列入政府的组织部门管理；当国有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地方官员往往会优先帮助国企；在其它方面，国有企业更能享受一些政策优惠。而民营企业，不是今天去求这个部门，就是明天去拜那个官员。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人评论，民营企业的老板有八成的精力在疏理人际关系和政企关系。民营企业的发展充满艰辛。

    金融风暴的冲击，更使部分民营企业日子难熬。一部分处于危途中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戴上“红帽子”或者某些国有企业趁机出手收购这些民营企业就不足为怪了。郑山姆老师认为，民营企业的大老板又戴上“红帽子”的现象，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它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另一方面，咱们也要反思，在扶持民营企业方面，咱们的力度有没有得到加强，在政策措施方面有没有对民营企业公平公正。

　  咱们一定要帮助民营企业过冬，因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带来充分的就业，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对于民营企业的大老板又戴上“红帽子”的现象，咱们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多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