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文化一样，安全文化亦有着无形和有形两个层面：无形安全文化层面包括意识、观念、理论等；有形安全文化层面包括制度、技术、设施等。无论有形和无形的安全文化，作为一种文明都围绕着一个主体——人而展开。
　　人类早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自然的、本能的、一体的。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①生存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人格和人的价值是完整的。
　　步入文明，人发生了野蛮的分化，每个人都遭到剥离。“今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②“人”这个概念只适用于奴隶主，一切对人的誉美之辞都是献给他们的。奴隶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甚至血肉之躯也不属于自己。“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③
　　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④在这种主流文化中，被视为另类的奴隶，没有人身安全，更无生存安全。“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干等要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⑤
　　人类在这段畸形成长的道路上，自身被肢解了。人与自然分离，与自身分离，人在整体上不是人。
　　农奴社会：农奴对象化厂的本质有了部分回归，人身有了些许自由。解体的人开始蹒跚地踏上漫长的整合旅途。这时，农民或农奴还不是人。孟轲称之为“野人”、“小人”、“劳力者”。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力，或劳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⑥基督教教义说，人是上帝的羔羊。“农奴的人身依附有多种状况。比如，有些农奴从属于自己的领主达到这种程度，这些领主可以支配他们的全部财产，握有(对他们的)生杀之权，可以任意监禁他们——不管他们有无过错——并且任何人，除了神之外，对他们都不负责任。”⑦
　　古罗马帝国之后的西方社会，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教会统治着一切。尽管《日约》和《新约》很多地方都谈到人，甚至说：“当爱你的邻舍”，“爱你们的仇敌。”⑧好像很重视人，实际上把人抛弃了。根据“原罪”，人的一切世俗活动都是人类堕落的后果，人的一切情欲都为罪恶。在这段时期，只有神的存在，没有人的存在；只有神的自由，没有人的自由；只有神的本质的实现，没有人的本质的实现。
　　新的经济文明推动着人的觉醒。自文艺复兴及至以后500年时光中，在资本唱主角的世界，人类在世俗生活和理性王国中，从未停歇地修复着自身。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权主义等不同风格的高亢歌咏中，由于不能解决人与自然，人与自身本质的疏离，“人”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1789年8月26日，被资本的主人们津津乐道而彪炳于史册的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问世了。它告诉人们：“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1791年，在这个简称《人权宣言》的基础上制订的法国宪法却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规定凡年满25岁、有不动产、不是雇佣工人或处于奴仆地位、至少缴纳相当于3天工资直接税的人，才算积极公民，享有选举权。否则就是消极公民，没有选举权。据统计，法国当时有2600万人，而享有选举权的仅430万人。⑨今天，《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已经50个年头了，在我们的眼帘里，灾害、瘟疫、战争、恐怖行为、难民、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性别歧视、贩卖人口、工伤事故……，危及人类安全的现象几乎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现代文明为对象化或外化了的人的回归奠定了基础。“回归”需要：一定程度地摆脱来自自然界和社会对人的束缚；一定程度地摆脱人们为谋生而终日奔忙的状态；社会提供一种人们能够言其欲言的讨论问题的宽容氛围。
　　目前我们正在朝着实现这些目标前进。但必须承认，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现实中人们对人的认识和态度存在极大差异。视人为至尊者有之，视人为草芥者有之，珍视自己珍视别人者有之，珍视自己漠视别人者亦有之。由于对人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对于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的认识和态度也就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我们应始终持这样的认识：人——每一个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又是一种特殊存在物；是物质运动的生物形式的承担者，又是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的承担者；人的根本就是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而不是其他什么。
　　惟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相信：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世界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