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大内(William G. Ouchi, 1943－)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管理学家。他的“首”，是因为他提出的Z理论，在管理学界广为人知；他的“尾”，则是因为人们对他的经历、生活知之甚少，颇有几分神秘。但是，不论怎样说，单单凭借Z理论，就足以使他在管理领域名扬四海。

　　大内是日裔美国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仅仅凭他独具特色的姓氏，就可以确定这一点。许多文章强调他的日裔身份，试图有意无意地告诉人们他同日本的联系是多么密切，但却忽视了另一点，大内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当然，他不是出生在美国本土，而是出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Honolulu, Hawaii)。但是，他同日本的关系，远远没有同美国的关系那么亲近。了解这一点，对于掌握大内的理论内涵相当重要。至于大内的祖上是什么时候移民檀香山的，在各种资料中都查不出端倪，但毋庸置疑他不是第一代移民。

　　大内1961年高中毕业于檀香山普纳胡学校(Punahou School)。这个学校太有名，孙中山在这里读过书(1882－1883)，当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这里读过书(1971－1979)。高中毕业后，大内来到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学习政治经济学，1965年获学士学位。1965至1967年，大内到斯坦福大学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67至1972年，大内又在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获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从斯坦福大学开始，大内就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任教，主要研究组织行为学。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到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8年，给研究生代课。到1979年，大内接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聘任，到安德森商学院任教，承担管理过程和组织设计的教学。1993年起，他担任了这个学院的桑福德和贝蒂西戈洛夫荣誉教授(the Sanford & Betty Sigoloff Professor in Corporate Renewal at The Anderson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UCLA)。1996年至1999年，大内曾兼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尽管大内的专业生涯还不错，但如果不是《Z理论》的畅销，他很可能只是大量美国教授中的普通一员。

　　使大内一鸣惊人的，就是他提出的Z理论。Z理论的提出，得益于大内的“内助”。70年代，大内就像常见的年轻教师那样，在成家和立业的天平上权衡。很多人以为，恋爱婚姻会影响事业，而在大内那里，鱼与熊掌却相得益彰。在他恋爱的时候，他的准岳父打算在夏威夷开办一家日本式的人寿保险公司。这使他的迎娶妻子过程变成了接受日本式管理的培训过程。作为爱情的附加物，大内有时主动有时被动地从准岳父那里得到了大量关于日本式管理的启蒙，对日本式工作场所的特殊氛围，员工参与决策的不同方式等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大内准岳父的弟弟，受雇于日本的电子工业巨头索尼公司。在这个家庭的影响下，大内认识了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盛田昭夫非同凡响，这位“随身听先生”对日本式管理有着深刻的感悟。在盛田昭夫的影响下，大内对日本式管理有了全面的认知。由此，诞生出Z理论的基本思路。

　　1981年，大内进行美日管理比较研究的专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由埃迪森－韦斯利出版社出版(Theory Z：How American Business Can Meet the Japanese Challenge，Addison-Wesley)。连大内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很快就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而且经久不衰。现在，这本书有16个国外版本，在美国4000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排行榜中，该书名列第七。1982年，该书获得巴黎大学颁发的管理学最佳图书奖。

　　《Z理论》给大内带来的不光是名声，而且有巨大的经济收益。这本书的平装本发行权拍卖到302000美元，被雅芳(AVON)购得。在企业管理类书籍里，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额。不仅如此，在版权转让上，索尼(Sony)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为《Z理论》在日本的出版支付了110000美元。这在出口版权的收益上也是罕见的。对于这种成功，大内当然十分高兴，对这本书能够取得如此好的社会反响感到意外，用他的话说就是“惊呆了”。不过，大内并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尽管他的书在市面上大受欢迎，但他自己为这本书推广介绍的活动仅仅做了不到两周时间。大内始终认为，他只是一名教授和学者，而教授和学者的事业不需要依靠市场。这一点，真值得我们百家讲坛的那些大腕们学习。

　　大内的Z理论，立足于从理论上澄清美国学界对日本企业的误解。20世纪70年代以后，诞生过泰罗、西蒙、德鲁克的美国，弄不清楚日本人是如何在经济上逼进美国的。在当时的美国学界，“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成为一种普遍的疑问、反问和追问。美国学界开始重温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二战期间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菊与刀》一书。本来，这本书是1946年为了适应美国人占领和改造日本而出版的，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日本将要买下美国”的感叹，重温这本书的美国人，肯定有着今非昔比的强烈感受。大量日本公司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等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已成为企业经营的某种典范。尽管日本式的管理系统非常特殊，尤其是它的文化背景与众不同，但是山姆大叔不得不承认，在特定的情况下，日本的企业经营方法似乎是值得仿效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内出版了《Z理论》。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这本书的流行，具有一定的非学术因素。如果不是日本企业进逼美国的背景，这本书不至于这么“火”。这样说，丝毫不是否定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而是作为恢复这本书学术本位的前提，为公正评价其学术贡献摆正位置。这也符合大内的本意。

　　大内自己强调，他的专业是组织行为学，而不是日本文化和经营。在《Z理论》中，关于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论证，只不过是从美国管理学家的视角进行的发散性思维。所以，在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之外的人误以为大内是“日本人”时，大内特别声明他是“美国人”。在他“火”起来之后，他的研究和实践并没有偏向于日本，而是扎根于美国。

　　大内的第二本书《M型社会：美国团队如何夺回竞争优势》(The M-Form Society：How American Teamwork Can Recapture the Competitive Edge，Addison-Wesley, 1984)，开始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探讨美国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合作问题。这是他参加了一个16人研究小组的成果。在大内看来，过去美国人认为企业之间只有竞争而不可能有合作，他的《Z理论》回答了企业如何通过合作建立团队的问题。而现在，美国人依然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可能有合作，他要用《M型社会》来回答政府与企业如何通过合作建立团队问题(本书汉译本名为《M型社会：政府与企业如何透过团队合作形成竞争优势》，台湾黄宏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大内提出“M型社会”的概念后，这个新词很快流行。尤其是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一词，虽然同大内的字面相同，但含义完全不同。大内的M型社会的含义是M的词义，即分权化社会(Multidivisional)；而大前的M型社会的含义是M的字形，即两极化社会(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

　　实际上，大内的研究轨迹十分清晰。他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各种大型组织。1986年，大内与杰伊·巴尼(Jay B. Barney，战略管理专家，以提出企业资源本位理论而著名)合作撰写了他的第三本书：《组织经济学：理解和研究组织的新范式》(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取得了公共事业商业化运营的极大成功。大内在这一成就的鼓舞下，决心按照M型社会的思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由企业扩展到政府，再扩展到所有公共事业。洛杉矶奥运会的组织者，乘此机会组建了“面向2000委员会”(Los Angeles 2000 Committee)，力图推动洛杉矶的全面改革和发展，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内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负责经济方面的研究。这个委员会全面分析了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公共交通、水电供应等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影响未来最重要的是教育。于是，大内开始转向学校管理的研究。

　　随着大内对学校组织机构、效率与学区管理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2003年，他出版了第四本书：《让学校运作：使孩子们接受其所需教育的革命性规划》(Making Schools Work：A Revolutionary Plan to Get Your Children the Education They Need，Simon & Schuster)。该书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调查了横跨北美的6大城市223所学校，对公共基础教育领域进行了全面探讨。大内发现，那些一直表现最好的学校，其共同特征是都有着最松散的管理体系，在这种管理体系中，高度放权的个人负责制——而不是管理者居于中心位置——控制着学校的预算开支和人事，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育水平。眼下，他的新著《TSL的秘密：提高学校绩效的革命性发现》(The Secret of TSL：The Revolutionary Discovery That Raises School Performance)，以8个分权型城市和442所学校为样本，作为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将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于2009年9月出版。

　　大内在专业方面有多种兼职。他曾担任位于洛杉矶的哈佛西湖学校(The Harvard-Westlake School)理事会成员、位于麻省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理事会成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格拉斯曼计划(the Glassman Programs at the UCLA School of Law)的创始人之一，斯坦福大学组织研讨会(the Stanfo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Organizations)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四个学术期刊的编委。在商界，他任职于AECOM公司和FirstFed金融公司，兼任Sempra能源、Allegheny科技、Water-Pik科技的董事，还曾经兼任Teledyne公司、Convergent科技公司、Gigabit Logic公司的董事。

　　大内对公共管理的研究，使他以公民活动家而著称。他担任了多个非营利组织的理事或者创始人，尤其是在教育管理和教育公平方面任职更多。1993到1995年，大内曾一度离开学校去担任洛杉矶市长Richard Riordan的顾问和幕僚长(adviser and chief of staff to Mayor Richard Riordan in Los Angeles)。在当顾问期间，他提出了Riordan计划，致力于南加州地区的教育公平，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推动不同背景的弱势群体在教育方面的发展。他还主持着日产–HBCU暑期学院(the Nissan-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mmer Institute，HBCU来自于美国1965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案对黑人学校培训的支持性规定)，致力于消除种族差别，使黑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机会。由于大内的贡献，他还获得旨在提高亚裔美籍妇女社会地位的非营利组织“亚太妇女网络”( the Asian-Pacific Women's Network)颁发的“亚洲妇女勇士奖”(The Asian Woman Warrior Award)。大内曾经任职的非营利组织有：希尔顿基金会的董事、日–美国家博物馆理事、总统咨询委员会顾问等，还为KCET公共电视、加州社区基金会、亚太地区领导力教育机构、美国消费者咨询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迪斯尼音乐厅、南加州亚裔商业联盟执行咨询委员会等组织提供过服务。在公共教育方面，大内是夏威夷州长琳达·林格尔教育改革维护小组的顾问，还是现任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教育改革会议的主席。

　　现在，大内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定居在洛杉矶最著名的度假地圣莫妮卡。在享受阳光海滩的惬意中，大内继续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他的教育公平、社会服务和大型组织的复杂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