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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海派文化:王安忆为何不认同海派文化概念?(金久皓看上海文化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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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激励与沟通 时间: 2010-01-15 来源:中国总裁培训网

标签:主文化

 

曾经有人问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王老师,您感觉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王安忆回答说:“我首先对海派文化的命名怀疑,当年鲁迅先生提出海派文化概念的时候,是带有批判性的,现在它显然已经变成一个褒义词了,而我并不清楚它包含一些什么条件,它只是一个时尚的名称”。  
据了解,在与上海文化关联比较大的名人中,从鲁迅到巴金一直是上海文化的高峰,但是鲁迅和巴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也没有人将鲁迅和巴金归为“海派”。
 那么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的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海派文化的全部。
据悉,历史上海派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等人对海派的定义是“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相结合;鲁迅则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对海派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带来的糟粕进行了批判。海派商业文化产生的浅薄浊陋的俗文化窒息了人之灵明。海派市民在资本主义商业的腐蚀下在精神领域存在严重的道德失衡。在拜金主义的影响下,人变得自私、冷漠,丧失了人性的真诚、善良、爱心等人道主义精神。鲁迅的文化理想是个性张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社会类型。海派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并没有涤除中国几千余年的封建文化的积淀,海派文化仍然存在大量封建文化残余。海派消闲文化也是鲁迅批判焦点之一。消闲文化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衍生品。近代以来消闲文化一直是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宿敌。海派文化中还存在大量时髦摩登的文化。海派骛新,追求时尚,同时又缺乏个人主义的自律原则和民族性的精神养料,从而对西方的现代文明近乎模仿和剽窃而并非真正的消化与吸收。
著名文化学者、散文家余秋雨在《上海人》一文中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其尴尬主要,是身份不明。什么人是上海人?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谁也说不清。据说如果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许多人说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为何当下上海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称?据悉,余秋雨曾经指出上海文化近年来日益陷入地域文化、信息文化的迷雾,以及一种“求稳、怕惹麻烦”的心理迷雾,非但距离文化中心尚远,连自身的文化形象都变得日益模糊。余秋雨指出,上海沉迷于对“海派文化”的探索解读,格局变得狭窄,长久以往,自然影响到它向外的文化辐射力。
余秋雨说,上海不必对海派文化执迷不悟,永远唱着越剧、沪剧、滑稽戏,上海文化大不了。“其实越是大的文化,越没有地域性。上海只是个发生地,文化人的居住地,不必把所有文化上的光荣都归结到一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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