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NSEAD亚洲领导者峰会的一个主题会议上， 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透露，之前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府幕僚时，曾被问及美国应视中国为朋友还是敌人。

他的回答是：“目前而言，两者都不是。”他随即补充说，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跟美国打交道的将是不同背景的中国领袖。

他说：“现任中国领导层是最后一批受苏联时代影响的领导人。(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他们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但是年轻一辈领袖，尤其是市级领导，他们的第一外语则是英语。”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假设政治建制跟目前偏离不远，当你跟中国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会面时，他们都会十分了解你在讲什么。他们在谈判时与你讲中文，但是坐下和你一起喝咖啡或吃饭时却可以跟你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们很可能是从英国、欧洲或美国的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或博士，这对外国将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挑战。”

在亚洲领导者峰会的对话环节上，李资政还谈到了他作为内阁资政在新加坡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新加坡政府建立制度并将制度知识化的重要性。他说：“因为这将使我们的后辈更容易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

“当我的儿子(李显龙)2004年就任总理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要么离开内阁，要么他确保我不再参与决策。换句话说，我不能给予任何政府部门或部长政策方向，我只能做他们的顾问。”

他补充说：“他们只是利用我作为一个数据库。我在50年的政治生涯中累积了一些经验。” 李光耀在1959年到1990年期间担任新加坡总理。

李光耀说，新加坡发展得“相当不错”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管是部长还是总理都不是空降的。”

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已领导新加坡将近五十年。李光耀的继任者吴作栋之前“在他的岗位上已整整学了20年”。而他的儿子、现任国总理李显龙早在1984年已加入新加坡政府，担任副总理长达14年久。用李资政的话讲，这确保了他们“不需要磨合期”。

他说：“政党轮替的政府要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每隔几年就得从零开始。”

被问到其他地区，诸如阿布扎比和迪拜在仿效新加坡的成功模式时，李资政表示，迪拜现已成为一个航空枢纽，新加坡乐见其成。

“伊朗人告诉我们，他们在迪拜投资很多生意，并聘请世界一流的管理人员去管理他们的航空公司和经营他们的港口。”

“这个我们不跟他们竞争，”李资政说：“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石油来赚钱。”

“我认为我们的持续发展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制度化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有一个可以自我更新的管理核心。同时我们有很多外国人才如印度人、中国人和香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是我们的发展主力仍是新加坡人。”

“因此我认为，它们有它们的特长。我们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长处-–我们虽然资源有限，但拥有一些固有特长。至于哪套模式更能持久，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