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飞机到签约落户重庆市璧山县工业园，来自江苏苏州的传鲸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明正只用了30个小时。促使他下决心的主要原因是富士康已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落户，与璧山只隔了一座缙云山。

　　今年10月，穿越缙云山的大学城隧道将通车，如果孙明正想到西永微电园拜访客户富士康，开车不过10多分钟。作为江苏维鲸科技的子公司，传鲸科技主要生产绝缘材料，为富士康在西永代工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提供配套。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嘉和鞋业集团董事长陈小鸣正谋划到江西赣州设厂，预计七八个月后部分产能就能迁移到赣州。虽然早有内地设厂的打算，但他认为富士康的高调加薪是压垮珠三角代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等因素下，沿海地区大量代工企业利润率下降到5%以下，有的甚至长期亏损。2006年就开始的珠三角代工企业内迁，曾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如今又再度爆发。表面上看，它们的内迁与富士康引发的“加薪潮”不无关系。

　　然而，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企业内迁更多地与去年以来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地价飙升、金融危机后日益重视内销市场有关。而不少企业内迁呈现了“母鸡带小鸡”的模式。比如，传鲸科技迅速决定落户重庆，是因为富士康，富士康选择重庆又是因为客户惠普先行落户。在这个“母鸡带小鸡”的链条里，龙头代工企业既是母鸡，又是小鸡，当地则希望通过“借鸡生鸡”的循环快速实现产业集群，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打好基础。

　　抢夺富士康 “母鸡带小鸡”模式受宠

　　８月２日，富士康旗下的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第一条生产线开工生产，持续两个月的富士康内迁疑云仿佛有了阶段性答案。

　　而在富士康到底迁往何处的猜测见诸各大报端时，它在重庆的工厂已开始生产。7月9日下午，在西永微电园渝遂高速路附近一座巨大厂房里，不断有员工冒雨往返于厂房和数百米外的一处工地。工地上竖立着10多辆起重机，正在繁忙地施工。虽然这座厂房没有标志和名牌，但本地人都知道这就是富士康。

　　“这是富士康租下来的，今年5月就开工生产了，正在施工的工地是富士康自有厂房，预计明年初竣工。”西永微电园管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富士康计划在西永综合保税区投资10亿美元以上，进行笔记本电脑及其配件、通讯、环保节能、汽车电子、消费类电子等研发制造，建成后年产值将超过100亿美元，员工规模10万人。

　　最近一段时间，富士康像是一个“花心大少”，在内地多个城市的选址邀请中暧昧又摇摆不定。而在西永微电园流传着重庆市长黄奇帆“火速”搞定富士康的故事。一位工作人员说，去年2月黄奇帆到台湾会见了郭台铭。黄奇帆对郭台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给你送订单的。”一下子引起了郭台铭的兴趣。

　　黄奇帆所说的订单是指惠普在重庆建立的笔记本电脑基地。2008年10月，惠普将400万台电脑内销项目、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等多个项目放在了重庆。惠普来了，为它服务的知名代工企业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紧跟着从长三角、珠三角赶过来，都将在今明两年完成厂房建设并开始大规模生产。这几家龙头代工企业又不可能独立生存，必须有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为其服务。于是，更多的配套企业开始在周边寻找着适合自己的落脚点。

　　“这就好比母鸡过来了，小鸡必须要过来。”有多年招商经验的重庆璧山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部副部长杨罡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截至目前，杨罡接待的沿海地区笔记本电脑企业大概有100家，18家企业签署投资意向和框架协议，3家确定落户。在西永微电园，四五十家配套企业、十多家物流等第三方服务企业确定了投资意向。

　　在“母鸡带动小鸡”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也给予了相当多的优惠政策和服务，细致到员工上下班问题。按照规划，富士康的厂房坐落在西永综合保税区内，保税区围网外是员工宿舍。如果要绕过围网到工厂大门，从最远的宿舍出发，员工要走几里路。经过研究，政府部门决定搭建8座人行天桥连接厂区及宿舍，虽然增加了海关的成本，但方便了员工。

　　不过，对外界猜测的富士康等企业借投资之名、行圈地开发房地产之实的说法，招商部门予以否认。“批给富士康的都是工业用地，我们不会允许企业借项目名义做商业开发。”西永微电园管委会副主任崔树荃说，园区用地有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两大类，企业要获取城市用地进行商业开发必须通过招拍挂途径获取。即便是工业用地，园区对企业研发大楼建设的容积率等都有严格规定，并严格控制社会单位建设研发大楼，防止企业低价获取土地再高价转卖。

　　“给企业配商业用地会扰乱土地市场。”杨罡说，工业园土地资源有限，必须仔细计算招商引资成本。作为配套优惠政策，工业用地是以“亏本价”供给。他算了一笔账，璧山工业用地算上征地拆迁、道路绿化、管网铺设等，成本价在38万元/亩，出让给企业的价格仅为12万元/亩，但招商门槛定为企业的每年税收产出必须在10万元/亩。相比之下，璧山工业园商品房项目土地招拍挂价格达到200多万元/亩。“近几年地价飞速上涨，如果配套商住用地企业肯定欢迎，但政府不可能允许将工业用地变更作房地产开发，否则对参加招拍挂取得商住用地的企业不公平”。

　　“这就好比母鸡过来了，小鸡必须要过来。”惠普来了，为它服务的富士康等知名代工企业也来了，接着是为这些龙头代工企业服务的配套企业也开始寻找落脚点。

　　（责任编辑：关婧）

　　再现迁移潮 加薪非“最后一根稻草”

　　嘉和鞋业集团董事长陈小鸣在忙着筹划到江西赣州投资建厂。作为代工企业，自2008年以来他的工厂几乎每个月都出现亏损。相比沿海，内地的劳动力成本便宜不了太多。

　　“今年基本没有利润。”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名誉会长洪启辉在广东东莞有一家服装工艺制品代工企业。今年4月，他也选择到湖南郴州投资建厂，转移部分产能。

　　“虽然广东一直在讲‘腾笼换鸟’，但前几年企业大都选择观望。”洪启辉说，没想到今年年初东莞出现了严重的用工荒。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忍受重复单调的工作和生活，而当年的老员工已回内地结婚生子，不愿再背井离乡。于是，只能把工厂搬到他们的“家门口”。内迁的另一个原因是出口欧美的生意越来越难做，而内地工资普遍上涨，他认定将来的主战场一定是内销市场。

　　不过，搬到湖南，成本也无法降太多。由于利润太低，身边的很多朋友干脆关了工厂，拿钱炒房炒股。“现在的想法是先活下来。”洪启辉说，希望经过洗牌，代工工厂数量在一两年后大幅减少，能有更多的定价权。

　　沿海代工企业迁到内地，成本到底能降低多少？深圳市皮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维东表示，至少有10%到15%，对代工企业吸引力相当大。他指出，此次“加薪潮”和皮革行业企业迁移没有关系。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皮革行业的硬成本很高，很早就开始内迁并持续至今。

　　根据崔树荃测算，进入西永微电园的沿海地区企业仅平均劳动力成本就能下降30%左右。不过，这只是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对富士康、广达等代工企业而言，工资水平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差别并不显著。

　　“我们的工资不比深圳龙华那边低。”在西永微电园富士康厂房外，富士康员工小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这里，普工包吃住的底薪约为950元/月，如果不包吃住则为1450元/月，算上加班费总工资不到2000元/月，与深圳普工相差不大。

　　对企业来说，相比劳动力，内地在土地、水电价等方面更有优势。以璧山工业园为例，大工业电价平均成本为0.6元/度；经营用水为4.6元/吨；工业用地价格12万元/亩，约为珠三角地区平均价格的一半。不过，如果算上物流成本，企业的综合成本下降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根据产品种类不同，我们的综合成本下降幅度约在5%到10%，其中大多在5%的水平。”孙明正说，土地等成本虽然下降，但原材料多从日本、韩国以及德国等地区进口，货运港口以上海为中心。在璧山设厂后，从上海到重庆的河运成本会增加不少。

　　如果单纯只考虑成本，孙明正可以把企业设立到更偏僻的西部去，但成本不是唯一因素。“我们的产品变动非常快，必须要配合客户。”孙明正说，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一两个月内没有送到终端去销售，价格就可能下跌。考虑到企业的运输成本以及服务客户的便利性，必须围绕客户进行布局。

　　但为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做配套服务只是传鲸科技在璧山设厂的部分原因。四川绵阳的长虹电器、正在崛起的重庆LED产业、汽车产业等都将成为传鲸科技的业务增长点。“我们是扩大产能而非迁移。”孙明正强调，母公司维鲸科技7年前在苏州设厂，4年前又到宁波设厂，今年在璧山设厂，原厂仍在长三角正常运营。

　　根据杨罡的统计，前来璧山工业园落户的沿海地区企业多种多样，有的是扩大生产，有的是转移部分产能，有的是整体迁移。总体来说，扩张型的企业占比更多一些。

　　这种现象在西永微电园同样存在。崔树荃说，除了“母鸡带小鸡”模式，园区也有自己迁过来的“小鸡”，这类企业占了约30%。它们有的是想来重庆拓展市场，有的是在重庆获得了新订单需要就地办厂。

　　“企业最主要的还是看中市场，再加上它有成本核算体系，一旦觉得合算不请都会过来。”重庆工业服务中心园区服务部部长张廷婷接待了多批前来重庆考察的企业，她认为，成本只是企业考虑内迁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还有为客户服务的物流半径、上下游产业聚集程度。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珺认为，地价的推动是这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虽然广东早已提出产业升级换代，但和内地的地价差距并不特别大，企业主动迁移的动力不强。在这轮金融危机后，过剩流动性带来的一线城市地价飙升，对有大量土地需求的制造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企业最主要的还是看中市场，再加上它有成本核算体系，一旦觉得合算不请都会过来。

　　（责任编辑：关婧）

　　内迁不可逆 “推”“拉”共促产业转移

　　而在这场沿海产业内迁的变局里，沿海地区政府的“推”和内地政府的“拉”，左右着企业迁移的速度。

　　在珠三角，大量代工企业利润已降到5%以下，甚至命悬一线。有的选择内迁，有的干脆放弃，转而炒楼炒股。“去年年底，给沃尔玛代工的邯泰鞋厂还在向宝安区申请政策支持。今年1月份董事会就决定关闭工厂，解散4000多名工人。”深圳市皮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维东说。目前，很多深圳传统行业的企业正面临生死抉择。

　　30年前，珠三角靠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终造就大繁荣。然时移势易，转变发展模式成为新的方向，沿海传统的优势制造业正让位于高新技术产业。

　　2005年深圳曾表示将用两年时间投入400亿元，建设包括黄金珠宝、服装、自行车、模具、钟表、汽车电子、机械、家具、家电九大传统产业集聚基地。然而，这些基地进展极其缓慢。深圳审计部门今年初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模具、钟表、自行车、汽车电子等产业集聚基地的基础设施完成比例至今不到35%，钟表和汽车电子完成比例甚至不到10%，产业集聚基地实现的产值仅为6亿元。

　　不少企业认为，传统产业集聚基地建设缓慢，与政府推动力不强有很大关系，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它们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在漫长的等待里，一些企业带着失望离开了深圳。今年5月，位于深圳光明新区的内衣、模具、钟表三个传统产业基地对土地用途调整，部分用地改为高新技术类项目用地，更让这些企业望园兴叹。

　　虽然在这些传统产业中，不乏优秀企业正努力升级转型，然而它们的附加值毕竟低于高新技术企业。“地价最终将成为产业结构和区域调整的发动机。”王珺认为，大量资源向沿海发达地区涌入，导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经济承载量越来越高，也使得地价越来越高。发展高端服务业，用最小的土地投入产生最大的价值是沿海地区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规律下，越来越多的制造型企业只能黯然离开。

　　而内地城市在为如何承接这些产业绞尽脑汁。至今，杨罡还记得2006年前后争夺沿海地区企业内迁的火热。当时，深圳率先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各地招商部门蜂拥而至，甚至夸张到一周有三四个招商会。

　　尽管代工企业往往与“血汗工厂”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不乏追求者。“富士康占用的庞大资源与产出相比，性价比确实不算高，但作为产业梯度转移，中西部是需要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重庆市两江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作为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全国副省级新区，代工企业进不了两江新区，但它们可以落户周边区县。璧山县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同样认为，富士康此类加工贸易企业的落户，示范效应大于实际贡献。

　　在这场硝烟弥漫的富士康争夺战中，不少政府部门实际看中的是“母鸡效应”。他们并不认为富士康本身能下多少“金蛋”，而是希望在它的帮助下迅速集聚产业，产生“母鸡效应”，加快沿海地区企业向内地迁徙。

　　“从‘母鸡带动小鸡’的模式看，虽然加工贸易企业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但吸引它们落户西部是必然的一步。”长期研究产业转移的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吴安认为，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甚至高过一些沿海地区。这不是因为西部第三产业发达，而是因为第二产业太落后，必须先发展增强第二产业，再向发展第三产业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吸引龙头加工贸易企业落户，不仅解决当地就业问题立竿见影，更重要的是能迅速聚集相关配套企业。一旦形成产业链条，就能为更多相关产业提供配套，自然能吸引到更多的母鸡，然后又带动更多的小鸡，最终加快产业转移速度。

　　富士康等代工企业的“母鸡效应”已经显现。根据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的数据，随着惠普、富士康等项目投产，信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47亿元，同比劲增48%，惠普、富士康的产值占总产值的1/3。

　　在人才培养上，“母鸡效应”也已显现。西永微电园毗邻大学城，一些职业学院等机构已开始根据驻园企业需求，开设企业所需的相关专业，采取“订单式”人才培养。惠普研发部门本地人才的比例从不足10%迅速上升到50%。而大量相关产业人才的培养反过来又将支持更多企业进驻。

　　“真正的产业大转移还没有开始，这只是爆发前夜。”吴安认为，随着产业集群日益完善以及工业基础的增强，沿海地区企业的迁移将会加速。数据显示，重庆吸引内资每年增速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但房地产占比很大，制造业占比较小，这并不是真正的产业转移。他预计，未来五年，制造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将占到大部分，一些目前只在重庆扩大产能的加工贸易企业将出现整体迁移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会加速。

　　在王珺看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是否会放慢还不确定，但中西部的发展速度一定会加快。随着长江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飞速改善，物流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又加上内地市场的快速崛起，让过去有迁移想法但觉得条件还不成熟的企业，觉得投资内地已经可行。在他看来，各个经济板块之间的均衡发展要靠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而杠杆就是地价。香港用了10多年时间，超过八成的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如今，沿海地区的产业再向内地转移也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内地城市主动寻求产业承接，一“推”一“拉”左右着沿海传统型产业的内迁。

　　忧虑空心化 腾笼能否换鸟

　　富士康这次真的要走了，但在一些深圳人看来，它走的不是时候。今年经济形势仍然扑朔迷离，如果“腾笼鸟不来”，当地经济将雪上加霜。

　　很多代工企业认为，沿海地区的优势仍然明显，他们会把总部留在这里。深圳也在政策上大力扶持电动汽车、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不过，在王珺看来，旧的产业转移出去，新的产业能否进来还存在未知。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产业重新布局中，中西部地区正抓住契机缩小和沿海地区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

　　今年5月，装载富士康代工制造的首批惠普电子产品的货运集装箱专列从重庆启运，开往深圳盐田港，并在抵深后由海船转运欧洲。这标志着重庆铁海联运外贸通道正式开通。它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该线路集装箱货运列车运行时间，由此前的116小时缩短为53.5小时，重庆至欧洲的货运总运行时间则缩短为约27天，比长三角至欧洲的海运时间还要少1天。“内地运输成本未来两三年肯定会降低。”洪启辉说，高铁的开工建设成为代工企业决定转移内地的强烈动机，铁海联运能解决物流的瓶颈问题。西部城市还在努力营造市场空间，也希望能吸引高附加值产业转移。

　　“以为泼出去的是水，实际上还有孩子。”几年前，就有学者对珠三角提出的“腾笼换鸟”表示担忧。如果在未来几年，沿海地区产生爆发式产业转移，是不是真的会导致产业空心化？

　　“不论怎样，深圳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深圳市LED产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眭世荣说，深圳现有LED产业规模占全国30%至35%，共有企业1150家，按照目前成长速度，2015年实际有望达到1800亿元-2000亿元产值。由于LED企业迅速发展，在深圳遇到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他们的生产基地必须进行外延式扩张和布局，但深圳的LED产业拥有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强，大约30%至40%的LED企业都在深圳，人才优势、市场优势巨大，相信未来企业总部、研发和结算还是会放在深圳。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多位珠三角代工企业负责人也同样表示，希望最终形成“前店后厂”模式，即内地设厂而珠三角地区设总部。企业在沿海地区经营多年，不会轻易舍弃建立起来的客户和掌握的资源。

　　“产业的转移一定是有梯度、分层次的。”吴安说，美国经历了多次产业转移，然而并未出现空心化，在美国本土仍然存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先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将形成总部经济，主要发展有全球辐射能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而西部承接的产业转移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有部分高端服务业，最终与东部形成合理的分工与有机衔接，而不会演变成沿海地区产业空心化。

　　不过，王珺认为，电动汽车、LED、海洋工程、生物制药等战略型新型产业，会成为大城市的创新点。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也是为了一方面使大城市原有的产业转出来，另一方面能注入新产业。然而，某个产业是否成功，不仅涉及到行业本身，还包括财政、风投、商业化效果等多项制度的跟进。

　　如果在未来几年，沿海地区产生爆发式产业转移，是不是真的会导致产业空心化？

　　（责任编辑：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