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此刻正坐在福特汉姆大学的讲堂里，听着出狱后已成为畅销书作者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在台上重新讲起华尔街的贪婪时，他也许会忍不住嗤笑出声。作为一个早年在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研究金融衍生品的专家，以及近年出版了几本书专门揭露华尔街腥风血雨的法律和金融学教授，帕特诺伊对于这个全长不过三分之一英里，却掌握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命脉的地方再熟悉不过了—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任何对它的粉饰和遮掩都显得多余且可笑。

　　但23年前，当帕特诺伊还是美国堪萨斯大学一个数学系学生时，第一次在电影屏幕上接触到“华尔街”和它的主要“掌控者”盖柯，还是让他激动万分。当然，哪个年轻人不会像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样，被支票上的六位数字所吸引，进而决心投身到华尔街中一试身手—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对数字极其敏感的年轻人。“我知道自己很天真，但华尔街那时看起来的确神秘又迷人。”帕特诺伊说。

　　天真的绝不只帕特诺伊一个人。由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导演的经典商战电影《华尔街》1987年上映后，当年，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似乎一下子就挤满了梳着戈登式背头发型、穿着吊带西裤、用肥厚领带打出温莎领结的年轻交易员，仔细看，或许他们胳膊底下还会夹着一本《孙子兵法》(戈登最喜欢的书)。

　　事实上，影片主人公、股市大亨戈登，在追逐财富时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配上其总是一针见血的警世箴言，可以说充满了强大的感召力，这也让他成为了当时人们竞相崇拜的反英雄人物。他那句惊世骇俗的“贪婪是好的”不仅反复入选美国电影学院和《首映》杂志百部经典电影台词，甚至衍变为华尔街标榜自己的“品牌”。就连斯通自己也承认说：“我的本意是想让《华尔街》讲述一个道德故事，但很多人都在理解的时候产生了某些偏差⋯⋯而且让我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之后，仍然会有人找到我并对我说，‘我就是因为你的电影才在华尔街发展我的事业的。’”

　　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针对美国当时的经济滞胀，他参考1920年代的对策推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无论是减税以刺激投资、放松资本管制，还是劳动力和贸易政策、帮助银行脱离困境等措施，都旨在让所有美国人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有数据显示，1981年至1986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大幅降低，最高一级甚至从70%降至28%，这在增加人们收入的同时也极大刺激了欲望。人们有更多的钱用来购买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宅，以及汽车、珠宝、游艇、高档服装等，并且可以利用投资的机会把钱变成流动资产，参与企业的合并、收购、接管等活动，或是利用购买企业债券的机会进行套利。而曾作为智慧、勇气、财富和地位象征的华尔街，无疑是这种欲望的集中体现。

　　所以，与其说是戈登的扮演者—好莱坞影星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的影帝级表演(他也确实凭借此片问鼎奥斯卡)成就了其角色和《华尔街》的不朽，不如说，这是彼时人们对财富极度的渴望和追逐唤起的一种共鸣。正是这种共鸣，直接促成了戈登23年后的回归。

　　真实的“谎言”

　　作为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儿子，斯通对华尔街了如指掌。相比为其赢取了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野战排》中那对于残酷厮杀的完全白描，或是《刺杀肯尼迪》里震慑人心的美国政治黑幕，常以记录现实为己任并富于批判精神的斯通，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发生在纽约金融丛林当中的那些“硝烟”，看起来是更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如果说老版《华尔街》是对1985年华尔街内幕交易丑闻的呼应的话，那么还未远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成为了孕育其续篇的天然契机。“戈登的贪欲已经彻底地被银行的贪婪给吞并了，个人的利益也变成了驱动企业的整体动力。”而为了表现华尔街这些年来的切实变化，斯通特意选取了有着股票掮客和交易商证书的阿兰·娄伯(Allan Loeb)作为编剧。后者在历时一年的经济风波中，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我见到了很多金融界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都是这场经济危机当中的直接受害者，最后也都成了《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所依据的人物原型。”

　　实际上除了娄伯，斯通招来的帮手还有很多。“我们大约和25或35个华尔街各个层面的专家攀谈过。”斯通说，“只要他们想谈。”这其中包括领导了对高盛和AIG调查的纽约州前州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对冲基金公司堡垒投资集团(FIG)高管迈克尔·诺沃格拉茨(Michael Novogratz)、明星经济学家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Roubini)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在影片中担当客串。

　　除了穿插很多次贷危机的原始新闻，这些强大的“外援”也帮助《华尔街2》尽可能还原这座金融帝国的真实面貌。这不仅体现在片中那些金融界精英们均穿着阿玛尼和拉夫·劳伦的西装、打着艾特罗领带、盯着交易屏幕时常常需要喝上一杯5-Hour Energy饮料提神、即使公司在最危急时刻也要在布满了精致点心和精美瓷器的棕榈饭店的一个套间中开会，还表现为他们会在有政府官员在场时稍微修饰一下骂人时的用语、可以对着电话大喊大叫但绝对不会手舞足蹈，以及再忙乱的时候桌面也会清理干净而不至于堆满纸张。

　　为了做到这些，演员们被派遣到曼哈顿各个交易公司去实地观察。影片另一位主演、因《变形金刚》而成名的当红男星希安·拉博夫(Shia LaBeouf)甚至还投了两万美元炒股，目前其投资组合的价格已经翻了10余倍。道格拉斯则找到了因为内幕交易而蹲了几年监狱的生物科技企业英克隆(ImClone)的创始人萨缪尔·瓦克萨尔(amuel D. Waksal)，与其交流从铁窗中走出的心路历程。

　　显然，斯通希望《华尔街2》能够像其前作一样成为一部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不过现实的发展往往比任何异想天开的故事还要令人意外。斯通曾表示：“在1987年拍摄《华尔街》的时候，我认为一切会变好，可是直到此刻，金融系统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更糟糕了。”是的，同大多数人一样，他并没有料到两年前会爆发一场让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惨痛至极的经济危机，所以相比上一次逆市而行的颠覆者定位，如今，他至多只能成为当下金融市场忠实的记录者与反思者—且是之一。

　　告别戈登时代

　　其实，《华尔街》当年之所以大获成功，在于它重新定义并描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并不为人所知的复杂行业。在那个金融业在公众面前还始终保持着相对神秘且高高在上形象的年代里，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其在华服和艰涩术语之外的血淋淋争夺与肮脏交易。更重要的是，这种揭露因为恰逢其时，还具有了某种启示和预言意味。

　　23年前，正是美国经济告别1970年代疲软，进入高速发展期的黄金阶段。一些内幕丑闻虽然给华尔街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但对于美国民众而言，经济形势仍然一片大好。或许斯通本意只是为了讽刺一下“垃圾债券”之父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善于“收购作战”、确实说过“贪婪挺好的”这句名言的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等一批彼时坍塌的金融偶像，但他通过《华尔街》却无意中捕捉到了一个即将来临的时代拐点。其打击当时被奉为新时代国民精神的“挣快钱”思想、反而宣扬稳妥资本主义道路的“非主流”视角，如同一桶冷水刺激了已被光明前景冲昏了头脑的美国社会—果然，1990年代初美国经济再次陷入长期衰退，终于凸显出了《华尔街》的先知地位。

　　其中，米尔肯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华尔街不能不提及的人物。可以说，他改写了美国的证券金融历史，调整了其发展方向，成为当时自J.P。摩根以来美国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

　　在德莱克赛尔(Drexel)投资公司做分析师时，年仅25岁的米尔肯就注意到低等级高回报债券常常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发起一场金融革命，在投资公司里成立了专门经营低等级债券的买卖部，从此开启了他的“垃圾债券”的投资之路。经米尔肯推荐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垃圾债券年收益率达到了50%，庞大的垃圾债券市场逐渐形成，进而掀起了兼并收购中LBO(杠杆收购)的狂潮。而这个过程中，套利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购买预计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当猜测正确时，利润就滚滚而来—追求快速获利的文化也由此形成。然而，LBO创造了融资新途径的同时，也造成恶意并购越来越多，很多业绩良好的中小公司随之消失于无形，也为此后的经济崩盘埋下了隐患。

　　当然，时代的教训与立法的逐渐完善，使得今天的华尔街再也不会像1980年代那样赤裸裸地尔虞我诈、并靠互相窃取商业机密来击溃对手，而是通过更隐晦的手法，比如散发对竞争对手的不利谣言来影响并操纵股市。盖柯代表的老一辈“金融强盗”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消息称，斯通本想把续集的背景设定在中国，但正要开拍之际，随后波及到全球的次贷危机爆发了。华尔街大盘惊心动魄地震荡，让斯通非常世故地将场景又搬回到了纽约。不过，他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现实：如今，不仅戈登那标志性的、砖头一般的手机体积在迅速缩小，此次的金融危机使银行家们的形象和声望也在大大浓缩。

　　《华尔街2》已无法再像前作一样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因为现在的观众已经对华尔街的贪婪和危险见怪不怪了。即使你没有因它而失去工作、汽车和房子，CNBC(NBC旗下的财经新闻电视台)、彭博社等媒体也会每天提醒你那里正发生什么。而诸如迈克·摩尔辛辣讽刺的《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好莱坞明星马特·达蒙出镜的纪录片《内幕工作》等同题材电影，也早已从各个角度把曾经笼罩在华尔街身上的神秘面纱剥得精光。事实上，即使斯通当时真的把布景挪到中国，也无法起到地域造成的时间差作用。唯一有可能的是，它将在10月15日中国上映时，正好和中央电视台自己制作的《华尔街》大型纪录片擦肩而过。

　　不过，《华尔街2》也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狗尾续貂之作—这点，从其上映首周即夺得北美票房周冠军就可见一斑。能够想象得到的是，买票进电影院的大多数人，很可能正是帕特诺伊这样带着怀旧之情、三四十岁左右的华尔街或前华尔街人士。他们当然不会再一次被戈登煽动得群情激愤，但却会因为影片中的反派—投资银行的合伙人布雷顿·詹姆斯(Bretton James)，明显是在影射高盛及其CEO贝兰克梵的设置而会心一笑。或许，类似的“对号入座”游戏才是看《华尔街2》的真正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