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从担心谁来养活中国，到怀疑中国的增长大多数只是数字的虚构，各种悲观论调最终都被事实否定了。以至于今天再面对“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经济奇迹能够延续多久？”等人们隐约都在关注的问题时，很少有悲观论者浮出水面，更不用说占据主角。

有些乌鸦是黄昏时出现的，有些则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清晨，我算是后者。我的观点是：凭借积累至今的雄厚财力，未来5年中国经济遭遇困境的可能性很小；未来 5-10年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机遇和挑战俱升；10年之后则似乎是迷局。我倾向于对202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更悲观一些，宁愿相信在当下，自信乐观和民族主义已充斥到极点。

第一，社会阶层的弱分化和强固化。也许我们可以这样不太贴切地形容过去30年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分化：在初期是平民的兴起，试点和被认同。最为典型的就是农村的责任田，以及城市的个体户；在中期则是精英的登台和权贵的消褪，最为典型的就是干部群体的年轻化、知识化，以及老体制下老干部的顾问化。在目前，平民和精英都有边缘化的压力，而权贵资本主义则成为忧患。平民-精英-权贵的迭代，使得阶层的分化和阶层之间的流动在弱化，社会阶层格局逐步凝固化，这往往是体制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衰减的重要征兆。

第二，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GDP年均增速30年来平均接近10%，但人均GDP和城市化率仍低于全球人均水平，这既反映出统计数据的严重掺水，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受制于资源约束、环境支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投入三大因素。就资源消耗而言，中国以占全球18%的人口，消耗全球钢铁、煤炭、化肥等资源的35%以上，仅能提供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不足9%，以这样的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再翻番已有大约束，若实现翻两番，则必须使中国经济更多地依赖智慧和创新，而不是汗水和资源。中国环境压力问题不必赘叙，人口红利能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到“刘易斯拐点”之类的学术讨论也在不断升温。

第三，收入分配扭曲和贫富分化。在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往往被庸俗化为富人和底层之间的对立，似乎富人的富裕是通过对底层民众的掠夺而实现的。这种假相和假想充满危险。收入分配牵涉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其次牵涉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如何分配财力，央企、外资企业和私企如何竞争和瓜分利润，最后才是富人、中等收入阶层和穷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政府的多取少予和基层财政的空洞化，行业垄断和央企的蓬勃发展，以及社会公益制度的薄弱，都是导致贫富分化的原因。如果不能在未来10年有效推动财富分配向居民尤其是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如果贫富从分化走向对立，那不和谐的变奏则可能更刺耳。

第四，司法体系的有效性问题。这是极其重要的大挑战。司法体系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财产的安全，是社会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内容之一，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均需要不断改善的司法体系作为坚实基础。

第五，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冲击。我们常常听到媒体这样评论，即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是不公正的，它究竟在哪个细节不公正？崛起的中国期望为这个体系加入怎样的新内容，以使之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或重债穷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在 G20、APEC等多边及机制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对旧体制中国有怎样的具体设想和诉求？还是索性抛开这一套另外谋求新体系？这些都令人难以琢磨，更无从把握。这些也加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观望和疑虑。

如同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对中国经济的长久未来也有悲观或乐观的不同猜想。尽管十年仅是历史的短暂片断，但对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做出准确判断却也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对长期增长悲观，也许只是我的杞人忧天，我也许只是辉煌阳光中，隐约不见的浅薄乌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