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喜欢听创业、喜欢听社区、喜欢听融资，但是我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凡事有因才有果，所以我想从1996年开始讲，那年我才16岁，考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但是我在上大学之前连计算机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来自于湖北仙桃，湖北传统的数理化学科比较厉害，但是计算机这种高新技术教育在当时几乎为零。由于高中受的教育相对落后，我记得上大学时曾经历过两次特别大的打击。
打击一：第一次打击缘于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但是稀里糊涂报了计算机系，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挺新的，像是一个朝阳产业。而且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在国内一直是最好的，前几天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回去了，导师们知道我现在在创业都特别高兴，系里的老师告诉我，现在电子系毕业的邓峰(北极光创投创始人)会给计算机系的学生发奖学金，我们计算机系至今还没出过著名企业家，所以对我们这些刚刚创业的同学很是期待。这使我们现在创业中更多了一份来自为计算机系争光的动力。但是当年我一度怀疑自己报错了专业，因为我的许多同学都来自北上广等发达地区，他们会装电脑，会买主板，甚至还可以编程序。我当时感觉他们太厉害了，他们会盲打，而我却连键盘都没见过，这个对我打击很大。
打击二：接下来一个打击是英语口语入学考试，我高中学英语顶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英文，口语很差。最后考试结果出来我被分到一个最差的班里，这是另一个对我打击很大的事。
我当时感觉自己完全是一个中国教育的悲剧，中国的教育发展不平衡，北京、上海的小孩和大城市的小孩享受的是更好的教育，我感觉人生很不公平，一出生就不公平，或者当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可能不公平了。
可能因为我是湖北人，有一种不太信邪的精神，我当时就立志要尽快学会盲打，我去买了一个纸做的键盘贴在宿舍里面，每天都照着那张纸去练习打字，记不同按键的位置，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感觉自己基本上可以了，然后就到学校的机房上机，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居然就可以盲打了。就这样我成为了班里那些不会盲打的人中第一个会盲打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当我为中国教育的不公平而郁郁寡欢的时候，我却看到了这种不平等下对我有利的地方，湖北的数理化比较好，所以我数学基本就不用学，那时候北京、上海的同学问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因为微积分什么的让他们特别苦恼。当时我就想，也许人生是公平的，因为上帝在你的左手里面塞了东西，他一定会从你的右手里面把东西偷偷拿过来的。当感觉人生不公平的时候，也不要气馁，因为上帝可能是从你的左手把东西拿到右手，只不过你不知道右手拿了很多东西，就像我一样。不公平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一定要用你的态度、用你的行动去改变它。我是典型，我不会电脑，英语也不好，但是我读大三的时候，什么GRE、托福我全考过了，英语单词什么的简直倒背如流。所以即便你过去接受的教育可能不太行，没关系，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自学，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迅速地赶上。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的吃苦耐劳、坚毅的品质就是改变这一切的条件。
遭遇本·拉登
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又面临一个问题，同样是人生的不公平。我出生在江汉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开始放牛，父母种地赚钱很辛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每月按时给我寄来500块钱的生活费，我感觉他们太辛苦了，基于赚钱的动机，我就去了中关村，没想到那也成为了改变我一生的决定。
1997年的中关村真是一个村子，也就只有一两栋楼，有一些小老板，专门卖编程，偶尔在外面接一些政府的散活儿，找我们这些清华的学生给他编一下，可能接10万块钱的活，给我们5000块钱，自己留9.5万。那时我每个月能挣2000块钱，自己花1000块钱，剩下的1000块钱寄给爸妈，让她们不用再辛苦地种地。这个就是责任，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就尽早别找父母要钱了，不要去做啃老族。我就这么努力地挣钱给别人编程挣一些小钱，就这样在大三的时候我居然成为了我们年级比较会编程的名人，随之而来的一个机遇就降临在了我身上。
大三时我遇到一个老板，就是陈一舟，那时他刚从美国融资了400万美元，想要做一个网站。当时在中国会做网站的人不多，会做动态网页的人更少，但是我会，他当时说给我一个月1.5万元。我同意了，只是因为他给的钱多，我可以每个月给父母5000块钱了，所以就毅然决然做网站去了，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去创业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创业是什么，不知道创业的真正定义是什么。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清华组织了中国大学生里面的第一届创业大赛，我还是那里面的一个宣传部长。就感觉“创业”这个词挺有意思的，就我这么一个人竟然当了宣传部长。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所谓的“创业”，其实也就是把金山软件在清华摆摊卖了一下，赚了一千多块钱，然后请这个俱乐部和协会的人吃饭一顿花光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后来真正的创业就是开始跟着陈一舟做网站，我们当时做的是chinaren，后来因为2000年互联网泡沫嘛，我们在烧了1000多万美元之后，陈一舟就把chinaren卖给了搜狐，我也是稀里糊涂地去了搜狐。
我大四的时候同时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可以读研，因为在清华读研很容易；第二个是可以出国，因为托福GRE也考了，也有美国的学校给我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个选择是我可以去IBM、微软；第四个选择就是去搜狐。当时我就问陈一舟，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出国还是跟着他干？他说当然跟着我干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出国可以随时出国，你40岁也出国、30岁也出国，但是互联网可能也就只有这么两三年或者三五年的发展期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你应该跟着我干。当时chinaren还没有卖，他跟我举例子说雅虎、思科这些公司，只要跟互联网有关系，股价都已经100美金、200美金了。
当时我算了一下他给我的期权，如果真的第二年上市的话，那么我21、22岁就可以赚到几千万元人民币，这太诱人了，所以我就没有出国，我还是选择要赚钱，人家给我1.5万元我就跟着别人干，包括我后来想要留在搜狐的选择也是一样。
2001年的9月11日，美国发生“9·11”事件，那天正在跟我的同事加班，因为有一个项目要上线，所以待到很晚很晚。当天我们加班到凌晨，我的一个同事打开新浪的网页说，美国世贸中心被炸了，我当时还不相信。我记得就在那天搜狐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有很多从微软、甲骨文、IBM那些大公司来的一批人，他们本来想通过期权什么赚一些钱，但是搜狐的股价一直跌，从上市13美元，跌到0.8美元，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走了，后来张朝阳说要给大家发期权留住大家，那天恰好是2001年9月11日，他给我们发了一些期权，期权价格就是0.86美元，我记得这个数字。我当时听到发生“9·11”后很紧张，期权就是这样，如果你股价低的话它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马上去打开纳斯达克的网页看搜狐的股价，下跌到0.75美元，不到一天的功夫就从0.86美元下跌到0.75美元。
第二天早上加完班我就回家了，当时搜狐在建国门，从建国门到家要经过天安门。正值9月份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我看到天安门广场很多人在那里瞻仰毛主席的头像。我看我们的领袖毛爷爷在朝着我笑，但是我心情很差，因为当时恰好工作了一年零几个月，我的同学们有的在美国知名的大学读研，有的在清华或者在中科院读硕士或者博士，还有的去了中国电信、去了微软、去了IBM。而我在只有两三百人的一个小破公司，虽然在美国上市了，但是马上就有可能因为股票贬值而被摘牌了。
那时候我觉得，想通过网络、互联网上市赚点儿钱，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本来是0.86还能扛一阵，突然一下子被拉登这么一撞，0.86搞到0.75，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当时的感觉和我刚到清华面临的外语不好、电脑不好那种感觉还不一样，那时候的感觉是上帝不公平，而这个感觉是自己做错了选择，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后来张朝阳跟我们聊天，打包票说搜狐肯定会赚钱，他说我们搜狐每天有几百万人在用，我们实在不行卖矿泉水也能赚钱。我想想也有道理，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