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晚上十点和凌晨五点各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但也是分批进行，传送带是不会停止运转的。吃完饭来到走廊的窗边，外面的工地灯火通明，一座座塔吊的探照灯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不管是厂房还是工地，工作都是黑白不分。
“太困了，受不了了。”凌晨五点，坐在我身边的小刘手还在忙碌着，头已经靠在流水线上面的风扇基座上，双眼几乎快睁不开了。不断地把流水线上的板拿下来加工已经成为了他对抗困顿的唯一办法。“在这里什么都学不到，这里很少有人能干超过一年的。”小刘挣扎着把头抬起来跟我说道。
早7点40分，线长要求大家下线，扫描枪发出的哔哔声停止了，车间安静得让人发慌。今天是所有员工的倒班日，夜班倒白班，白班倒夜班。这是一个月中唯一工厂停止工作的一天，机器也有休息的时候。
八点钟，工人拖着疲倦的身躯挤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区。然而线长之前却一再告诫他们不要回去睡觉，到外面玩一玩，到了晚上再睡。小刘上了公共汽车，就在座椅上头歪向一边睡着了。
爆炸的车间
24日下午，佩戴着员工证，我终于进入了被警察和保安重重“保护”的爆炸发生区域—富士康北区生产基地。北区主要生产iPad2后盖铝板，爆炸的A05厂房三层分为重工组、打砂线、抛光组，在抛光车间里，iPad的外壳是由机器人来打磨，工人的主要工作是摆放物料，为机器人打下手。
A05厂房是一栋钢结构铁皮包裹的四层建筑，近距离观察更能感受到当时爆炸的强大威力。楼顶巨大的排气管道散作一团，厂房东面的铁皮墙被炸的凸了出来，大部分玻璃都被震碎。
“爆炸时，我正在上二楼楼梯，当时耳朵震了一下，五分钟才缓过来，看到上面的人往下跑，我也跟着往外跑。”回想起三天前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北区的爆炸经历，抛光组的工人张翔仍心有余悸。张向我描述了抛光车间的环境：狭小的空间里，拥挤地摆放着20多台机器人；空气不流通且粉尘大，工人们久在其中感知非常麻木。爆炸的前一天下午，位于抛光车间隔壁的重工组的一位女工闻到当天的车间烟雾味比平时更大，并就此向线长抱怨。“这是抛光车间的味道，不关你的事，干好自己的活。”线长不太耐烦地回应。
24小时后，抛光车间的一位大学毕业的维修人员拿着风筒直接对着抛光线上的机器人猛吹，这一违规操作引发了粉尘爆炸。“爆炸不是偶发事件，是制度使然。”张翔肯定地对我说。张翔今年25岁，大专毕业，曾在南方的一家同样推崇日式精细化管理的家电企业工作多年，在那他接受了严格的生产安全培训，对TPM全员生产保养和日本5S现场管理体系非常熟悉。2010年9月，张是较早进入成都富士康的熟练工人，他本以为富士康是更大的企业，安全意识和制度会更完善，然而现实却让他失望。
在成都富士康的北区，车间内外没有任何安全指示和标志；消防通道、安全通道随意堆放着物料和杂物；抛光车间的机器人周围，铝合粉末、废料任其堆积，无人彻底清理。更让张翔不理解的是，入厂半年多来，他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接受到任何生产安全的培训。
张翔曾向线长指出车间的安全隐患，然而线长反复强调，北区是临时厂房，过不多久大家就会搬到南区的正式厂房去。然而，现实是没有多少工人等到了搬家的那一天。爆炸发生后，到底死伤了几个同事，张翔也不知道。一部分伤亡了，一部分跑回老家了，大部分工人的手机仍锁在车间的储物柜里。“除了现在还来上班的工友外，其他人我们都无从联系。”张翔说。
爆炸发生第三天，重新回厂上班的抛光车间工人被集中到A06厂房的食堂，工厂依照工人们自己估算的手机价格，给了每人数额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后的一周，A05停产，工人不用工作，但必须每天到食堂里接受心理辅导或者围在一起“斗地主”。
“我现在每天都失眠，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我们组大多数人都准备不干了，等发了工资就走。”一位抛光车间的女工对我说。
流动大军
德源住宿区是成都市政府为富士康建设的最大住宿区。
像长条积木一样的六层高宿舍楼互相围合成一个个住宿区，每栋楼外表一模一样，新人如果没记住楼号，很容易迷失。楼道里分布着十几间宿舍，每个宿舍有八个铺位。
“床位有人了，我要换宿舍。”十几个新招的工人挤在宿舍楼一楼的办公室窗前，提着钥匙叫嚷着。里面一个女工作人员翻看着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姓名的住宿记录已是焦头烂额。住宿区由政府聘用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由于人员流动太大，宿舍铺位的分配很混乱，很多人拿到宿舍号和床位号后，到了宿舍却发现自己的床位还有人在睡，不得不重新等待分配。
凌晨五点，三个室友下班回到了宿舍，他们立刻躺倒在床上，每个人拿着手机在玩。宿舍一片死寂，只有手机屏幕的白光照在一个个年轻疲倦的脸庞上。
在社会上流动但没有社会交往，挤在人群中却少与人沟通。这些由工厂的机器串联起的一个个年轻人，在流水线外几乎是相互孤立的。曾多次带领学生到各地富士康工厂调研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他对我说：“虽然富士康在内地的宿舍交由政府修建，并实行所谓的社会化管理，但是宿舍只是工厂流水线的延伸，是为了生产服务的。”
内迁后的富士康仍是一列追求产品生产的高速列车。在员工流失率很高的情况下，还要不断扩大产能，内迁后富士康仍面临缺工困境。
临走前我又见到抛光车间的张翔，他说他也准备离开富士康了。“工人的满足感不只是工资，还有健康和成长空间。”从富士康回北京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张翔的短信。“告别富士康是种解脱，前天我面试上了一家儿童教育机构，接下来要培训了。”我告诉他，只要渴望学习，相信他一定能干得好。
最后一天，摄影师和我来到成都综合保税区门口。巨大的白色厂房如同一座座城池矗立在阴雨中。然而这仅仅只是富士康南区一个很小的角落，在它们后面和周围，望不到头的工地上几十座一模一样的厂房正在赶工。
望着灯火通明的厂房，我知道今天早上，当四楼组装线的线长点名时又会缺少一名工人，他早已习以为常，在本子上记一个旷工，就会又开始一天的训话。三天之后，我就会被富士康的电脑系统按自离自动除名，但档案仍将保留一年。在这一年里，成都、重庆、郑州、天津、武汉、深圳，所有这些富士康帝国版图上的城市工厂都将把我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