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区副区长绳立成日前在“中国(大兴)工业设计产业基地新闻发布会暨北京CDD创意港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表示，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把整合后的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为北京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聚集区，即京南新区。其实早在2010年底，大兴区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开始了行政整合。而行政资源的整合只是第一步，北京真正的用意在于改变北京经济增长较为依赖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单一格局，向高科技的制造业及其配套的金融业“要增长、要效益”。这一战略举措的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京在土地财政受阻后对经济增长十分担忧，为了能有所改变曾派出阵容强大的考察团对重庆两江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数个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新区进行考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亲自批示，要求将北京南城建设成承载实体经济的新区，“补充北京市服务经济比重过大，一般制造业、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较弱的局面”。

　　在当前土地财政受阻，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势下，北京对于经济发展放缓的担忧和刺激经济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作为立志成为“世界城市”的北京，就此抱怨服务经济比重过大，坚持要继续搞工业、搞实业，却不是明智、理性的选择。放眼世界，纽约、伦敦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就转向搞实业，国内的上海也在努力增大服务业的比重，争取吸引更多的总部迁沪，北京却大张旗鼓的向扩大制造业复归，这实在令人费解。从已有的经验看，世界城市的标准之一就是服务功能强大，第三产业极度发达，如伦敦第三产业比重高达88.80%，纽约第三产业比重达到88.40%，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为84.26%，北京目前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70%以上，在全国城市中，北京已经率先进入了以服务性经济为主的后工业经济时代。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服务业发展基础，而如今经济稍微出现风吹草动，北京不知道如何在服务业更上一层楼，却转而求助于发展“一般制造业”，继续在工业化、土地财政的老路上徘徊，这是找不准方向的表现。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以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大量发展加工制造业为特点，参与全球化竞争。表现在城市经济上，就是搞工业，所谓“无工不富”。不可否认，工业也一度成为推动北京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据统计，2003年，工业在北京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为28.2%，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2%。然而，制造业也让北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北京为此开始了艰难的制造业外迁。好不容易把首钢迁出去，后来却莫名其妙地引进了长安汽车这个低端企业。身为全国最大的单一汽车消费市场，却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来限车，打击了一大片服务产业的链条。如此反复的城市经济战略摇摆，如何能撑起“世界城市”这片天？在我们看来，“无工不富”这种模式或许能搞活一个城镇，但它完全不适用于作为全球性超级城市的北京。这是由根本的城市性质差异造成的。

　　首都职能是北京最大的唯一性和绝对优势，北京城市经济的特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继续依赖加工制造业获得城市升级资本。而且，人口、土地、水资源等资源环境条件也不允许北京这么搞。数据显示，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已破国际警戒线的1/10，这样的资源条件根本难以承载制造业的发展。而北京城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外溢，也使得大规模的土地用于发展加工制造业的成本越来越高。此外，这种“制造工厂”的持续壮大还会导致大批蓝领工人集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无论是从城市的经济特质还是客观的资源环境约束看，北京走向服务经济都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这也是符合城市和人类基本发展规律的，不管北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愿意，它都会向着这个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