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持续的宏观调控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运作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调控严重影响了土地财政。近年来，国内各地最擅长、最热衷推动的经济活动就是搞房地产，核心则是土地财政。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直接打击了土地财政。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期房、现房及二手房合计住宅总签约仅为91955套，总成交量环比之前6个月下调了46.5%，同比跌幅更是达到了58.8%。交易量下降的结果就是相关税收下滑。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7月时曾披露，上半年北京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654亿，同比增长27.9%，但上半年北京市土地收入完成688.9亿，同比下降17.8%。虽然房地产业仍是北京市主要收入来源，但相关税种呈下行走势，支撑作用减弱，如房地产营业税快速下滑，同比增速由年初的41.5%降至上半年的5.5%。在许多一、二线城市，土地财政“受损”的情况与北京大同小异。

　　二是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受到整顿。近两年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直受到打击。中国央行数据称，截至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量超过10万亿，去年增速近20%。由于担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产生大量坏账，一度引发了国内外市场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的高度关注。监管部门一轮严过一轮的审查和整顿措施，已使得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这一有效的融资渠道被堵塞。

　　三是与经济转型相关的结构调整和节能降耗行动。结构调整与节能降耗这些过去的“软约束”措施，在近两年也逐步硬了起来。据安邦研究人员的调研，节能降耗指标由于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尤其是在目前的投资审批过程中已成为前置性的指标，很多职能部门卡得很严，这对很多地方的投资项目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

　　四是紧缩货币的政策。今年以来，宏观政策的基调是“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但大家都知道，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是紧缩。有不少地方官员抱怨，过去两年中央推动“四万亿”刺激政策，地方政府响应中央政策，纷纷铺摊子、上项目，现在很多项目搞到一半或者刚起了个头，又要降低投资增速、搞紧缩，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来，谁来收拾这些烂摊子？

　　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在调研中了解到，这几个方面的形势变化，已经让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中感到了明显的约束，而且抱怨在增加。尤其是一些过去发展较慢的地方官员抱怨：我们过去发展较落后、起步晚、基数低，现在刚刚起步就遇到调控，宏观政策能不能不搞“一刀切”？紧缩货币可不可以体现区域差别化？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综合性的紧缩环境与地方发展的冲突，已经在一些增长雄心较大的地方引发了官员们的不满。比如在某城市近两年上了不少大项目，已在各大银行有大量的融资，但今年以来受紧缩信贷政策影响，各大银行在当地的信贷额度都很有限，不愿贷款，怎么办？该市主要官员把主要银行当地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质问银行：“政府现在并没有贷款违约，仍在正常付息，为什么要限制后续贷款？”该官员掷下一句话：“只要政府没有违约的项目，希望银行继续提供贷款，否则此前的贷款就算是赞助！”

　　在贺军看来，这句话虽然有戏言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官员的不满在增加。中央从全国一盘棋、从“十二五”来看，考虑的重点是转型和调整；地方从局部、从本地利益来看，看重的首先是增长和发展。必须承认，这种冲突正在迅速地升温。从中央宏观层面，不能不提防这样一种可能：当地方被逼急了的时候，会把目前正在建的大项目当作“烂摊子”扔给中央，以求政策的放松——反正几十亿、几百亿已经投进去了，国有银行有大量的贷款也已经进来，是变成烂账还是变成资产，中央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