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70、80后财富二代暴露出与他们父辈的理念差异和隔阂，而在更年幼的90后、00后那里，亲子关系是将更大程度地被财富与忙碌扭曲，或将呈现某种回归？

　　文 | 本刊记者 朱汐 编辑 | 李岷

　　9月16日中午12点半。三里屯美嘉电影城。第三届班夫山地文化电影节中国巡展即将开始，大厅里被等待入场的户外迷占领。贴着班夫标记的工作人员跑来跑去，相熟又许久不见的户外玩家们频频拥抱着。

　　人群中，一身红色运动服的王秋杨(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与丈夫张宝全，儿子张牧遥、张牧远一起排在等待换票的人群中。与他们一家同行的还有当当网总裁李国庆一家，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一家。

　　在这群热爱户外的人们中间，这一组排着队领取门票和纪念T恤的人并无什么特别。那个在微博上出了名的“刺儿头”李国庆，正乐乐呵呵地搭着儿子的肩膀，商量着该换取多大码的T恤衫。

　　这是一个对于他们三个家庭来说再正常不过的周末，中午相约一起吃午饭，下午安排一个可以共同参与的活动，性情相投又乐于分享的孩子们在一起交流沟通，家长们也享受着一段难得的亲子时光。

　　与早于他们出生十年的那一代企业家相比，这些“90后”乃至“00后”孩子的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相处时间。40后、50后成功人士或许会早早将孩子送出国，而这拨更年轻的商界精英更多将小孩出国的节奏放缓，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当然薛本人年纪不小了，但他是老来得子)更是将出生在美国的一双儿女在六岁前带回中国，学习母语。

　　当中国与世界的水平线越拉越平(至少在物质上)，企业家们对于孩子的期望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累积更多的相处时间

　　“我想有时候我确实是在刻意地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过去很多企业家会因为忙碌而忽略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早早送孩子出国。”王秋杨说。

　　每天清晨，她的一对儿子会各自出门上学。15岁的大儿子张牧遥目前就读于人大附中，“成绩很好”，13岁的张牧远则就读于一所国际学校，充满创造力的环境让他“如鱼得水”。“出国肯定是要出，但不会那么早。”“18岁上大学以后再离开，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蒋佩蓉女士认同该观点。这位来自台湾富足家庭、11岁被送到美国念书的女士，现在与她的三个孩子及在微软做高管的丈夫一起居住在北京近郊的一栋别墅里。作为一名儿童礼仪与教育专家，蒋在美期间曾帮助教会辅导过一些过早被送到美国读书、最终因为触犯当地法律而需要被惩教的“富二代”们。

　　根据《中国企业家》2004年所做的企业家子女教育调查，“超过六成的人表示由于生意繁忙，没有时间与孩子进行沟通。一个普遍的事实是，他们都有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想法(很多已经实施)，这样可以全心来打理生意，也可以让孩子们逃离中国的应试教育，和国际最高教育水准直接‘接轨’，但他们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却被距离隔离。”

　　“孩子们在外面，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家长很多时候并不清楚孩子们都做了什么。”蒋佩蓉说，“很多孩子年纪很小被送到国外，父母通过给予金钱表达爱，但他们并不知道孩子很多时候需要的其实是一种关注、交流和表达。很多孩子在没有父母管束又拥有大量金钱的情况下，飙车、酗酒，直到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家里才开始着急。”

　　蒋佩蓉回忆，当时有一名教会工作人员的家中每天都要购入大量的汉堡和热狗，“因为太多的孩子在他家里生活，他给予他们关注和开解。”几年后，这些孩子们纷纷被国内的父母叫回家乡继承家业，“但他们每次去美国，都会去看望这个人，告诉他，他们觉得他更像自己的父亲。”

　　尽管王秋杨此前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但根据她的直觉，还是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我几乎从不在外面吃晚饭。”她的朋友们甚至会因为这个原则向其抱怨，但王认为这是与孩子相处中很重要的一个习惯，“一定要经常和孩子在一起，即便不说很多话，仅仅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呆着，他能感觉到你，这就很重要。”饭后孩子们做自己的事，她陪伴在侧，或邀请孩子一起阅读，或被孩子们邀请分享他们在网络上寻找到的各种视频。

　　“与孩子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这样才能够了解他们，否则你会越来越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王秋杨最近从小儿子张牧远那里听来的段子是：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每天都亲自送儿子Dylan去坐班车。“他确实是一位很好的父亲，”王由衷地赞叹，随后她补充道，“这一点，我自问很难做到，但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和文化。”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与孩子有足够多的时间接触和交流。慈铭体检机构总裁韩小红便是一位“忙得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女儿的母亲。女儿三岁时，她赴北京读研，将女儿交给了公婆；毕业后又将女儿留在国内，自己赴德攻读肿瘤学博士；三年学成后归国投身于创业。女儿曾在德国陪伴她度过了半年时光，轻松而愉悦，也奠定了她最终将女儿在18岁后送到美国读书的基础。

　　最大期望：自由与快乐

　　“我的一双儿女名字取义宽容，我对他们的期望就是学会宽容。”薛蛮子如此解释自己一对儿女的名字，“我觉得宽容和快乐比别的什么都重要，不要给孩子太多期望，那都是压力。”

　　生性热爱探险和自由的王秋杨则这样解释自己一对儿子的名字，“张牧遥、张牧远，就是去遥远的地方放牧，起名字的时候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意思。”

　　品牌中国联盟秘书长王永则给自己的女儿起名为王易单，取义简单。

　　父母们一如既往地将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寄托在名字中，但期望的性质更多地开始趋向于孩子本身的快乐，而非来自大人未了的某种遗憾。

　　薛蛮子乐于在家里乐乐呵呵地看着儿子和女儿弹钢琴，与家里的小狗玩耍。周末的早晨，儿子宽宽会跑下楼去与院里的小伙伴一起吃早餐，女儿容容则披散着柔软的长发，窝在沙发上捧着少女系的漫画书读得津津有味。

　　在儿子六岁前，薛蛮子举家搬回阔别多年的北京生活，“我有很多华人朋友、合伙人的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中文都不太好，长大以后都埋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好好教自己中文。我不想让他们将来抱怨我，所以在小学之前让他们到中国生活，中文对他们来说始终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学教育一定会让他们去美国。”

　　薛蛮子从不避讳在儿女面前接待朋友、访客和记者，他的家通常就是他的会客厅，一双儿女从学校返回时，往往能在这里看到父亲与各种人聊天。耳濡目染下，他们对父亲的故事耳熟能详。谈及女儿所在的学校通常会为迎接领导人到访而闹得兴师动众时，小女儿撒娇道，“哪像你小时候，还跟毛主席握手呢。”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薛蛮子费了老大劲也要将一双儿女从那个文艺演出后广播里高喊“让领导先走”的学校转学出来。“这个太不好了。”他摇着头，“孩子不能被养成这个思想。”现在一双儿女就读于国际学校，上学放学都搭乘班车，课余时间儿子练习击剑，女儿则嚷嚷着要学骑马，“还太小，出于安全考虑暂时不同意。”他拒绝，提及此事，小姑娘偷偷嘟了下嘴。

　　儿子开始留意父亲的工作，“他虽然不太懂，但已经开始会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一旦儿子想要与父亲交谈，他通常会以“我有一个创业的点子”或“我要获得一笔投资了”作为开场。薛蛮子觉得这就是耳濡目染的一种变化，暂时还不想过度强化。“他们爱干啥干啥，现在都是小孩子的想法。18岁以后去国外读书，再自己选择。我觉得父母最可怕的就是把自己未尽的愿望强加给孩子。我这个职业也没什么传承的压力，他喜欢就可以做，喜欢别的就做别的。”

　　而王秋杨的两个儿子则已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大儿子张牧遥沉稳内敛，成绩优异，且富有规划性，理性而充满逻辑。王秋杨曾跟牧遥就是否住校的问题展开过讨论，第一年儿子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尝试集体生活，第二年，他向母亲提出回家住，“理由是，一、我体验过了，也适应得很好；二、学校管得不严，很多孩子都闹腾到很晚睡，我不希望那样，但也不想显得格格不入；三、上学路途虽然很远，但是我可以在路上背单词，我可以安排好我的时间。”对于大儿子已然周密的规划，王秋杨只得接受。

　　而小儿子张牧远却与哥哥完全不同，他外向活泼，兴趣广泛，热爱音乐、电影，充满好奇和反叛，不拘小节，“或者说颠三倒四的。”王秋杨有时拿他没办法。张牧远13岁拍的视频短片《歪树》在网络上获得20万点击量，但现在他似乎对当初的作品诸多不满，憋着劲想要考上纽约电影学院学习电影课程。

　　“大儿子一直觉得时间不够，希望尽快毕业，尽快出国读书，尽快回来工作，一分钟都不想多等。但凡公司的会议，时间不冲突的都尽量去旁听。小儿子呢整天晃晃悠悠，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总是说‘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让他去听过几次公司的会，翻来覆去像热锅上的蚂蚁，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面对两个儿子迥异的性格和爱好，王秋杨反倒挺高兴，“顺其自然。”

　　更早的慈善与责任教育

　　90后和00后的孩子比80后的孩子更早地从父辈手中接过关于公益和慈善的接力棒。

　　2011年春节，薛蛮子“微博打拐”，妻子丁玮因此担惊受怕，“孩子还小，很怕会被报复。”因此在薛蛮子接受采访时，均会要求不得拍摄孩子的正面照片。

　　但事实上薛蛮子对于打拐的责任也恰恰来自于自己的儿女。“过去没有孩子，不知道那种心情，但是有了孩子，一想到丢失孩子父母的心情，就觉得责任重大。”儿女虽然无法一起参与父亲的打拐行动，但他们显然都知道父亲在做什么。

　　儿子宽宽有着自己参与慈善和公益的方式。这名年轻的基督徒会在周末去为人义务演出，他擅长弹琴，“没有考级的打算，但是很喜欢。”母亲说儿子偶尔也会通过弹琴宣泄情绪。

　　相对薛蛮子今年一怒为打拐，王秋杨的慈善经历则更为长久。2003年自驾前往西藏阿里的她便开始了对该地区的捐助，2005年苹果基金会成立后，成为全国面对藏区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今年苹果基金会召集老狼、周韵、吴京等明星，以及王秋杨、孙冕等人，与社会报名的公益爱好者一起完成了首届冈仁波齐慈善环山赛。活动内容包括捡拾沿途的垃圾，向当地藏区学校捐赠药品，与当地孩子进行足球比赛等等。

　　这是牧遥与牧远兄弟俩第一次进阿里，在此之前为了避免过早进入藏区可能造成的高原损害，王秋杨一直都没有带孩子们去过。

　　“他们去之前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一眼望去看不到树，除了石滩就是荒山的环境。”在阿里，两个孩子每天中午都去食堂帮忙，为藏族孩子打饭盛菜。“老二有一次把藏族孩子盘子里的一块肉给碰掉了，藏族孩子那眼神一下就黯淡了，老二为此自责了好几天。”

　　除了带孩子去做公益，王秋杨同样会有意识地向孩子传达企业责任的理念，对于家业的继承，王秋杨的看法是“这并非是一笔财富，更多是一份责任”。尽管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关于继承的想法，她也一样会提醒孩子，“做企业，关系到的是几千个员工，他们生活得怎样，都是你的责任。”

　　品牌中国的王永的女儿王易单则从小接受了父亲的顺风车理念，在小时候，她经常会帮父亲招呼乘客搭车，“我是农村出来的，在农村里互相帮忙和分享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乐于分享，并且从中获得快乐。”

　　陈奕伦是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儿子，目前就读于哈佛大学。早在2007年，陈奕伦便开始了对贵州景阳中学的支教行动。每年暑假，经过筛选的“洋老师”们组队来到景阳中学为当地的学生带来互动性更强的英语教学，并成立了“毅恒华日基金”。在此基础上成立的“PEER挚友计划”，则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参与该计划的高校也从其所在的哈佛大学扩展到北大、清华、复旦、新加坡国立大学、港大、麻省理工等境内外60余所大学，超过140人参与其中。

　　对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说，公益和慈善正在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责任表现，而他们的子辈们则更早地开始了对这种责任的体验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