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民间借贷危机。政府指责它们是地下黑色金融，老百姓指责它们贪婪无耻。

　　如果这个时候还继续站在金融自发秩序的理论维度言说，相信所有人都会笑话我书生意气，纸上谈兵。但所有人都只关注当下，而理论却指向中长期的风景。如果看不清未来，就应该去看看历史。

　　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温州的地下民间借贷，温州的经济体，温州的所有企业，都缺乏必要的资本支持，这意味着今天看上去磅礴的温州经济不可能起步。指责温州地下民间借贷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忘记，那么灿烂的温州私人企业，那么具有先锋性的温州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民间借贷的结果。

　　晚清兴盛的民间借贷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晚清曾经出现过长达80年不断高涨的商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限扩展的民间信贷。信贷在各种可能的路径找到一种“自己的工具”，因此，基于自由金融支持的企业家生态得以慢慢成形。

　　这是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道与清政府管制基本无涉的市场风景，随着信贷手段越来越精致复杂，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得信贷的途径，也越来越方便。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利率，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种民间信贷手段次第上场，一时间蔚为大观。诸如汇票、银行汇票、拆票、庄票、抵押、内地放款等手段，都慢慢成熟起来。

　　1871年5月29日，由阿钦、阿李和唐景星分别经营的上海三家钱庄，发生严重挤兑。约翰逊在写给香港锡克的信中，对此表示了关切：“你可能已经知道阿李和他的朋友投资的钱庄发生困难的报告，我相信，今天的挤兑已经完全应付过去。我不会不谨慎对待我们同周围广东人之间的金钱状况，尽管我有理由相信目前还无须担忧。”

　　但是第二天，唐景星便修书约翰逊，寻求帮助。此前，约翰逊曾因为唐曾经私自将洋行8万两资金派做他用而不满，即便如此，约翰逊还是写信给锡克：“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唐景星和银行的金钱状况，并且已经充分如是地查明他们具有偿付能力。我认为除了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别无选择。”

　　如此，困难中的唐景星一次性得到了一笔高达4万两的拆借款，这还并不冲抵之前被唐挪用的8万两资金。尽管买办唐景星营私舞弊，但怡和洋行始终没有停止过拆借业务。

　　晚清民间借贷发育不足

　　不仅只有外国金融机构给华人商业贷款，拥有多余资金的中国人，也利用庄票的形式，对外国人贷款。一名叫丽泉行的行商，据说在同美国人的信贷交易中损失了100万两。为此，他向美国总统提交咨文，寻求帮助，按照他的说法，他同美国人有多年的交易行为之后，曾经贷款给他们，虽然这是违背清朝政府法律的行为，却有力支持了美国人的在华贸易。让他气愤的是，有一些美国人不仅以各种借口拒绝还贷，还将资金用作其他用途。

　　与此同时，各地钱庄的庄票，也做一些收购内地生丝、茶叶的贷款生意。注明沪商徐润一度破产，他在1886年试图恢复茶叶经营，开始在湖南、湖北境内大量收购茶叶，钱就是从上海几家钱庄借来的，数额高达20万两。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区的信贷交易在期限、数量、变动性和过渡扩展等方面，明显发育不足，这可能是晚清市场经济没有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时，外国人给中国商人的贷款，大部分是短期贷款。通常情况下，外国人都是在中国商人售出茶叶和生丝之后就要求归还贷款。17世纪60~70年代，怡和洋行的放贷期限是6~8周。如此短的贷款期限，对于刚刚发育的晚清市场交易水平，远远不能大面积促进。

　　来自外国商人的贷款数量也十分有限。晚清政府显然不明白政府举债和私人举债的差异，因此本来就很少的政府贷款，也用在了非经济型的项目上。而且，这种民间信贷基本只限于沿海地区，这导致晚清并没有建立起常态的民间金融局面，仅仅依靠沿海地区的信贷规模，使得信贷的发展跟不上商业交换的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方位金融竞争格局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带来的高额金融风险。1883年被历史记录为刻骨铭心的中国金融危机之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没有得到足够分量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