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新主席：政经新周期？

　　看金融深层改革如何破局

　　文  环球企业家特约记者 史进峰 郑智 王芳艳

　　时代走向，由无数社会与物质因素作用而成。关键人物犹如催化剂，在早已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上激活了一盘大棋。

　　2002年，蛰伏多年的金融精英，开始迈向空缺“角色席”的第一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周小川、刘明康、尚福林、吴定富……他们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掌舵者。而在那一年，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业改革大幕正在拉开。

　　2011年10月29日，年届65岁刘明康和吴定富荣退，现年60岁的尚福林和54岁项俊波分别接任银监会主席和保监会主席，而现年55岁的郭树清则接任尚福林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三会”主席同时大换防，在中国当代金融史尚属首次。尚福林和吴定富任职时间均为9年，而刘明康自银监会2003年设立起任职至今，时间为8年。一个“长周期”任职的结束，恰逢中国金融改革的时代，稳定的金融监管人事保证了一个巨大变革的连续性，也为他们施展抱负缔造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正所谓是时势造就了英雄”，一位资深银行家评价道。

　　如今，三位监管部门的掌舵人或转任或退去，而另一个金融改革的设计者—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即将任期结束，意味着一个波澜壮阔的金融变革时代即将远去，而金融改革更为深层的变革或者说是更为精细化改革的未尽之业，正等待他们，不过如今所面对的复杂壁垒和巨大攻坚可能不少于当年。

　　“盗火者”

　　“2003年3月21日，中央任命我为银监会第一责任人，当时中国银行业正处所谓‘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尴尬境地。那时那景，我的确如临如履，深感责任重大。”10月29日，即将荣休的刘明康感慨万千。

　　刘明康低调上任，其时正值“非典”肆虐。摆在刘明康面前的历史使命要沉重很多—截至2002年底，中国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机构不良贷款余额高达3 万亿元，不良贷款比例在1/3左右，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负值。

　　刘明康是典型的技术型官员，此前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期间成功领导中银香港重组上市。不过，推动刘由资深银行家角色到银行监管者这一角色转变的契机，是2002年12月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次会议提出要对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上市，并明确要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刘明康立下了“军令状”，提出要使中国银行业在3到5年内扭转困境，并制定了“抓两头，带中间”的银行业改革思路，当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刘与部下言及中国银行业改革路线图时，称未来将值得计入史册，其理想主义情怀溢于言表。

　　此后八年，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三年，刘明康一系列颇具超前意识的监管框架和理念实施于沉疴在身的中国银行业时，所引发的观念冲突和现实博弈不可谓不激烈，乃至于此后有人欲以中国银行业的“普罗米修斯”赠予刘时，刘不得不婉拒之。

　　“盗火者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上述资深银行家意味深长地说道。

　　不过，历史确如刘明康所预言的，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从2003年开启的一系列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相继成功实现境内外上市。

　　这一段波澜壮阔金融变革史，创造者与参与者众多，而郭树清和项俊波则是其中独当一面的大将。

　　郭树清所领导的建设银行，是首吃螃蟹者。2005年10月，郭树清率领建行成功登陆港股，成为四大国有银行中首家上市的银行，随后中行、工行在2006年陆续登陆A股和H股。四年后，项俊波执掌农行实现“A+H”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上市成功收官。

　　素以“学者型”官员闻名的郭树清，本身便是国有银行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和参与者之一，也是汇金注资的直接主导者之一。当初成立汇金注资建行、中行时，郭时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同时兼任汇金首任董事长。

　　2005年年初，建行前任董事长张恩照深陷腐败丑闻，与花旗集团正处于引资谈判关键点的建行，遭遇双重打击，郭树清临危受命。

　　“当时，最缺的是信心，董事长用重典，一举撤换了山西、湖南两省省分行一把手，也理顺了总行与分行的关系。”建行北方分行一位负责人仍然记得当年的一些情景。

　　而在与花旗集团战投谈判过程中，郭树清的强硬态度，至今让建行人记忆尤深。郭树清后来也坦言，之所以放弃花旗，转而选择美国银行，是由于“花旗出价实在太低”；而在随后，“贱卖论”风起，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引发巨大争议。郭树清在2006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是说，“(国有银行改革)外国人只是一个配角，但是这个配角很重要，就像一部戏，没有配角也不行。”

　　与郭树清的学者气质相比，项俊波的履历平添了传奇色彩。项俊波出身行伍，写过诗，做过编剧，也干过审计。媒体以“文武全才”的美誉冠以项，若以其过去在审计署和中央银行的一系列履历察之，似乎并不为过。

　　2010年7月，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了，项俊波带领农行力挽狂澜，逆市IPO，十分果敢。而项俊波一手将农行看似软肋的“三农”概念，具象化为县域城镇化、金融新动力的中国故事，令全球投资界侧目。

　　刘明康、郭树清与项俊波如善航者，乘风破浪，带领国有商业银行驶入前所未有鼎盛时期。而从2003年开启中国金融改革恰提供了极佳的历史舞台。

　　2006年，郭树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从未想到会转到商业银行，“很偶然就来了；从贵州到外汇管理局也是偶然的，但是也有必然性。过去我在宏观部门工作，综合经济情况都比较熟悉，但是搞微观经营和管理完全没有经验。”

　　中国的金融改革后于国企改革，当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在2003年告一段落，启动中国金融系统改革已成必然。不过按照中国改革设计方式，中国金融改革自然地遵循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

　　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中国金融改革面临两大任务，第一，建成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将金融从财政中独立出来；第二，对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的金融机构。

　　周小川、郭树清、项俊波、姜建清和肖钢等人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完成了转身。

　　未竟之业

　　2003开启的国有银行改革的同时，尚福林从农行调任证监会已经一年时间。但一年时间，他对于积弊已久的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一直隐忍不发，以至于许多人批评他无为而治，回避矛盾。

　　中国股市存量巨大的非流通股，始终是悬在中国证券市场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其中非流通股所涉及的巨大数量、复杂历史因素以及利益博弈，任何一种方案都会遭遇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弹，股改是个烫手的山芋。

　　尚福林又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放手让业界讨论，听取各方意见。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国九条”)出台，两年的积聚，尚福林这一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股权分置改革新闻发布会上承诺，“开弓没有回头箭。”

　　以时间换空间，两年时间发酵酝酿之后，尚福林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分置”，取代了“国有股减持”，化解改革阻力，并在2006年成功完成非流通股问题。

　　不过，脱胎于非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非流通股问题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其后所面临的制度重建和变革一直伴随着尚福林的任期。其后，尚福林推动证监会改革股票发行机制，推出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以及推出中小板、创业板完善资本市场多层次设置，虽进展巨大然而囿于多种利益交错和博弈，根本性制度变革仍未彻底，世人亦多褒贬不一，更为继任者郭树清留下了巨大空间和挑战。

　　而八年时间，中国股市也经历了大幅度的动荡，股指亦完成轮回，从起点回到起点。

　　这似乎是改革者的宿命，进入新世纪，改革大气候由热转冷，每一步改革，所遭遇的多方利益博弈和阻力更比上世纪要多，而金融体系日渐庞杂也令改革更为复杂，牵涉局面更多，加之利益固化，远超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撰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时的设计和大考虑。

　　尚福林、郭树清和项俊波如何破局，新人事任免更被赋予深意。

　　银行业深度改革首当其中。

　　银行业改革核心在于如何厘定与政府部门关系，脱离财政体系成为市场主体，并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2003年开始的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一直围绕这一主线，银行改革看起来都在朝一个改革者设计方向迈进。

　　但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政府祭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改变了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生态。“四万亿”泥沙俱下，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资冲动再次被激发，政府平台贷款和房地产业贷款将中国银行业拉入“信贷财政化”的历史危险边缘。

　　经济学家沈明高曾表示，银行商业化改革至今，银行与政府关系的分合正好走了一个轮回。银行改革的初衷，是要解决“政企不分”，切断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决定的干预。然而，银行发现，政府干预其实是把“双刃剑”，银行在摆脱政府干预的同时，却也失去了政府的隐性保护。于是进入2009年，“银政合作”回潮，其具体表现就是各地政府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地方融资平台。

　　在一位股份制银行高层看来，过去三年，刘明康留给下任最大的难题莫过于过去几年银行体系急速膨胀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旦经济出现向下，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敞口必然会被暴露。”

　　作为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早在2009年一季度时便意识到此间所存在的风险，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银监会针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旷日持久的风险排查、贷款整改行动，是贯穿刘最后三年银行监管的主线之一。

　　然而，强势监管所遭遇的多方阻力和压力，也让监管者进退两难，刘明康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坦言，地方和企业负责人动辄追求翻一番的冲动，有时候令人不寒而栗。

　　进入2010年，银监会借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重定监管框架之时，提出审慎全面的监管规则，诸如提出计提“逆周期超额拨备”等新资本监管框架，也遭到了商业银行的一片反对之声。

　　“银行阻力很大，银行有银行的难处。”上述银行高管向记者坦言，“接下来的改革，遭遇的阻力难度一定不会小。

　　而对于继任者尚福林，刘明康似乎暗含许多期待，在10月29日对银监会系统职工告别时说：“(尚)福林同志是人民银行的老领导了，我们曾经在一个班子里工作过。他是很优秀的。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我那样地支持他，主动汇报工作，更加努力地把各项工作做好。”

　　就在卸任前1天，也是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刘与145家城商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会面。“刘明康希望和城商行的同志道个别。”当日，刘明康讲完，向台下的被监管对象鞠躬，台下掌声响起。刘明康似有好多话还想说，但他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希望大家都过得越来越好，过得比我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刘三年竭虑，掳力为之，甚至有时候苛责，但银行业刚刚重生，尚未经历经济周期考验，刘明康所虑不难理解。

　　除了银行业改革未竟之路，过去三年间，有关银行监管、资本市场监管的种种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批评者论据之一就是监管行政化色彩回潮。比如，2009-2010年信贷投放高潮中，针对银行信贷投放银监会所采取的额度控制策略，以及多方实施的窗口指导政策，被商业银行抱怨为管得太多、太细；再比如，证监会所推动建立的企业上市过会审批制，也招来了“非市场化”的争议。

　　这有待继任者精心把控和平衡，政府监管与市场的界限，似乎一个永恒的话题。

　　改革之路

　　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清晰可见路线图。2012年即将召开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界诸多重大问题也许会一一谋定。

　　对于时隔9年后重返银行体系的尚福林而言，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的话说，领导层决定其出任银监会主席是做了多方考量。

　　“尚福林本身就是做银行的，有丰富的信贷管理、风险管控，同时，资本市场本身就是和银行业相通的。”杨再平如是道。

　　而对于建行系统第三位履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外界评论多认为，郭过去在外管局系统的工作经历，将有望助推进展不前的国际版建设。

　　今年5月份，郭树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包括外国机构、企业在中国发债、发股完全可以加快步伐。

　　“过去我们担心，我们资金不足，引入外资之后，担心其从资本市场抽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剩余，而且都压在央行外汇储备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现在也是一个很好机会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

　　“开放”是郭的标签，是次采访上，郭树清表示，像香港、上海这样的城市提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已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使用国、进口国，但我们的期货市场小得可怜，全球占比仅仅10%左右，过去有人认为这是不是与人民币不可兑换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在中国开放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完全有可能。这需要我们做好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

　　对于初试保险业的项俊波而言，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项之前在审计署呆过，对“治乱”又一定的认识，所以，他的监管风格可能会 “更铁腕”。

　　另外，接棒者们面临的挑战除了前任留下的改革遗留问题，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正在冲击“一行三会” 现有的分业监管框架。

　　1997年11月，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框架，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混业经营已渐成大势。

　　中国金融改革问题清单中，金融业分业还是混业，目前已经变成一个重大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此前各部委已着手调研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五项议题当中，加强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位列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