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三元里商贸区拥挤的街道中行走，38岁的埃塞俄比亚人Karo窜得飞快。

　　这是正午，太阳升至一天的高点，随着温度上升，三元里火车站附近的商贸区迎来客流高峰。数万皮肤黝黑的非洲人进入一个个沿街的店铺和巨大的商贸城开始与店主拿着计算器讨价还价，从各色服装到杂牌家电乃至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他们的采购目标。

　　“在广州，我可以买到埃塞所需要的一切。”走在街上，黑皮肤的Karo用流利的中文说，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受来自埃塞的订单，然后在市场上找货发回祖国。

　　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启动后，能为非洲提供急需的廉价轻工用品的中国成了非洲人前来淘金的胜地，中非贸易以年均33.5%的增速攀升。到2010年，中非贸易额已达1269亿美元，是2001年100亿美元的12倍。

　　10年来，由于地理优势和开放程度，广州逐渐成为非洲人聚集最多的城市。2011年初，广州社科院发布数据，在广州常住6个月以上的可统计的非洲人超过2万名。但在江湖传言中，数量则已高达20万。很多非洲人以短期旅游签证进入广州，逾期后就滞留在境内，不少人甚至是非法入境。他们主要聚集在越秀区小北路及三元里附近，这里也因此被冠以“巧克力城”、“广州的布鲁克林”。

　　Karo稍幸运一些。1996年，他在埃塞俄比亚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北京学习运动医学，毕业后却借中非贸易兴起的机遇留在中国，成为第一批中非贸易的非洲籍拓荒者。因为开有自己的公司，他在广州只需每半年续签一次商务签证即可安心留下。“我的很多朋友每三个月就得回非洲一次。”Karo说，另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娶一个中国老婆，但非常难。

　　Karo的外贸公司开在非洲人聚集最多的天秀大厦。这座由三栋34层的高楼组成的建筑，几乎是香港重庆大厦的翻版，一至四层充斥着假发、杂牌电视机、廉价牛仔裤等外贸店铺，再往上则是外贸公司办公室与酒店房间混合的楼层，每到晚上高峰时期，电梯门前会排起长长的黑色队伍。

　　“我以前去过一次香港的重庆大厦，那里曾经是非洲商人购买廉价商品的首选，但现在很多都跑到广州来了。”晚上7点，Karo带着记者来到天秀大厦电梯口排队，半个小时后，我们才进入电梯，狭小的电梯瞬间被十几个强壮的黑人塞满，浓烈的香水味弥漫其中。

　　Karo的办公室位于16层，为了照顾非洲时差，他中午上班，工作到很晚。在这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等待埃塞俄比亚那边的生意电话。他的办公室是从酒店公寓分出来的一间，门外的走廊上堆满了从酒店房间里撤换出来的床单，一些跟Karo同样肤色的人不时出没其中，背着大包小包的货物。

　　“正常的时候是5月至7月来的人最多，但近几年来的人没怎么增加。”Karo说，门外那些频繁往来于中非的黑人货郎才是在非洲商人的主流，真正像他这样常驻中国的很少，埃塞俄比亚在广州常住的也就100多人。近几年汇率的变动让中非贸易的利润越来越薄，货郎也少了。

　　但Karo仍不打算离开，他听去过越南、泰国考察的朋友说，虽然那边有些商品比中国便宜，但货品不全，只有在中国可以买到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

　　“埃塞俄比亚的轻工产品就是零！”Karo用手比划出一个圈，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从中国进口，我有时想中国简直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如果哪天他不卖给我们东西了，那就像是把自来水管给扭上了一样，我们连生活都无法继续。”

　　来中国十几年，Karo的中文已经说得非常好，但这并没帮他交到多少本地朋友。“很多非洲人刚来中国觉得交不到中国朋友是因为自己中文不好，其实这里面的困难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

　　Karo说他认识的中国人基本上关系都只停留在生意层面，很少会跟他们一起出去玩或有更深入的交流，更别说能交到女朋友了。Karo从1996年到中国，尝试过接触中国女孩，但都被拒绝，两年前才回埃塞找到了妻子，并把她带到广州。“其实我所认识的非洲人很少能在中国找到老婆的，而且一般来这边做生意的都是男人，不管是想找非洲老婆还是中国老婆都很难。”

　　这几年随着非洲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埃塞俄比亚工作和做生意，Karo说，自己的一些久居中国的同乡也找到了新的职业空间—借助攒下来的语言优势和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回国工作。“跟我同时来的七个同学这几年基本上都回去了，他们在那边发展得也很好。”

　　“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家跟家人待在一起，广州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太忙了。”送别时，站在天秀大厦外，Karo似乎对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并没有太多眷恋。“等钱赚够了，我就回埃塞俄比亚盖房子去，人总要落叶归根。”他熟练地用了个成语，轻轻跟记者握了一下手，又消失在喧闹的天秀大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