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通过修建水电设施、公路、通信设施、工厂、肥沃的农场，甚至是拥有大量的金钱是不能实现繁荣的。繁荣也不能够通过简单地将一国经济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移植到另一国来实现。一国繁荣能否实现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经商的框架。分析过去的缺失，会让我们更容易的明白经济繁荣转变的本质、原因和结果。

　　财产权的缺失遏制经济

　　请暂把自己想象成一位11世纪的典型农民，你跪在主人面前，他紧紧握住你的手，然后，你发誓终生只为他服务。你的誓言不是金钱化和商业化的，更确切地说，你在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忠诚时你身无分文。为了得到他的保护以抵御外部世界的冲突，你需要用你的劳动甚至生命与之交换。

　　封建关系的本质是非金钱化的。庄园没有多少剩余粮食可供销售，且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物品交易。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物质财产的占有程度来显示财富，而在封建社会，则是通过宴会的排场规模显示财富。

　　在这样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里，财产权的概念是很难想象的。农民的小屋和农具仅仅是他们自身的延伸。因此，中世纪时期的农奴没有动力去生产超过自己农庄义务的农产品，或提高自己所耕作土地的生产力。如果地主拥有农奴以及他的所有产出，那么农奴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更不用说创新了。更准确地说，封建制度没有给国家留下多少空间，政治实际上被严格限制在当地。

　　封建制度不仅不能通过法律保护公民所有权和平等权，它还扼杀了基本的消费者活动。节约法令根据等级和收入规定人们所能穿的衣服，使得以纺织品为主要产业的国家经济受到抑制。

　　科学的缺失扼杀繁荣

　　今天，异端学说、亵渎神明和宗教公判大会三个词语常常被用于讽刺情形中；而在1600年前的500年中，他们将恐惧渗透进每一个欧洲人的灵魂中。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国家生活所做的描述，即“孤独的、贫穷的、肮脏的、粗野的和短缺的”，是非常恰当的；人们只有在来世才能够获得最终的报答。若人们冒犯了宗教权威，则有可能被绑在一堆木桩上遭受火刑，但与各种宗教裁判所精心设计的恐怖死亡方式相比，这一方式就相形见绌了。最臭名昭著的刑讯设备是“废铁仆人”。它是一个框架式的装置，能够将数以百计的长矛慢慢地刺入受害者的身体里，使受害者浑身血肉模糊，然后将其放入一个带着旋转小刀的井中。人们宁愿选择这种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也不愿意承受永恒地狱之火的煎熬所带来的恐惧。

　　什么样的冒犯会招致此种可怕的命运？任何得罪或挑战宗教权威的事，包括但是不局限于质疑它的权威性和信仰以及(更重要的)质疑它的财富。这种冒犯有可能是非常间接的，例如，在16世纪早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的推断：实际上，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相反，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这一当时被认为“异端学说”的观点是以当时通用的学术语言——拉丁文的方式来发表的，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神职人员、皇室和富商外，没有其他人掌握这门古老的语言。农民并没有接触到该观点，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容忍。哥白尼明智地没有跨越拉丁文和白话文的界限，因此梵蒂冈对其是容忍的。但是，即使是那个时代中最开明的学者，包括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也对哥白尼的新宇宙学理论做出了批评。更有趣的是，他在阿尔卑斯山北部更不受欢迎，许多改革的领导者，包括马丁·路德，都呼吁处死哥白尼。

　　意大利哲学家乔达诺·布鲁诺非常不明智地散发宣传手册，支持一些异端观点，包括以书面的形式使用本地方言支持哥白尼体系，后来他被一个梵蒂冈裁判所处以火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教会与日心说进行了苍白无力的斗争，并最终将这一学说最权威的支持者伽利略带到了宗教裁判所进行审判。当宗教裁判所向其展示刑具的时候，伽利略放弃了他的信仰。

　　教会在意识形态上拥有了希特勒羡慕的绝对的控制力，也正是这种控制力将有可能会更早一天繁荣起来的经济扼杀在了摇篮中。

　　资本市场的缺失减缓发展

　　从他方非常便利地获取资本，这在现代商人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今天，最著名的大公司能够以略高于5%的年利息率获取长期贷款用于公司的发展和扩张，而那些有良好保障的小企业对此需要支付的利息率也不会高太多。

　　即使是在5000年以前，即货币还没出现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存在借贷行为了。古代信用市场的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900年的苏美尔地区，大麦的借贷利率通常是33%，而白银借贷的利率则是20%。二者间利率的差别反映了大麦借贷的风险高于白银借贷的风险，其原因是后者不会被消费或腐坏；并且“白银作物”也不可能歉收。

　　对利息率的历史追溯在罗马时代后期中断了，并且直到将近1000年以后才在英格兰重新出现。据记载，英格兰12世纪的利息率远高于40%，而在意大利，在同一个世纪的后期，利息率平均为20%。合理未来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在荷兰，最早在1200年，其利息率就已经低至8%了。

　　如此高的利息率反映了资本市场处于致命的缺失状态，这束缚了商业和经济，使之在几个世纪都无从发展。正如宗教教条对思想发展的抑制一样，资本市场的缺失也减缓了日常经济的发展。

　　交通、通信的缺失放缓速度

　　正如帕卡德所说的那样，缺少商业交通仅仅是一部分原因。用经济史学家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的话说，“在中世纪时期，贸易的最大障碍就是道路通行费”。有效交通运输的缺乏不仅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而且很可能是致命的。在现代，通行费指的是对改良道路所支付的费用或过境费用。在1800年以前，通行费是当地统治者的公开专利，也是主要的财政收入，他们在重要的地点设立收费站，如通航的河道和关口，因此商人难以避开它们。

　　自从人类有历史记载开始、现代曙光出现以前，旅客、货物和信息的移动和传播速度不超过马匹与航船的速度。19世纪中期，蒸汽机在航船和火车上的应用，以及国家通过强大的力量减少了通行费收费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四个因素中的最后一个——交通与通信技术。铁路、蒸汽动力轮船和电报的发展带来了繁荣，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前现代时期那些最乐观的梦想家们最大胆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