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24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从成都来到了广州。

　　这个日子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但它会永远铭记于我心中。因为从这一天起，我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打拼，见证了中国经济20年来的高速发展；更因为我一到广东，便从报纸上了解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也是我的四川老乡)发表了举世闻名且深具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我是“南巡”之后第一批到广东的打工者和创业者，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充分印证了“南巡”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化工部有机硅研究中心(即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所)。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我直率的个性与僵硬的体制时常会发生冲突。虽然那时很多人认为，我在研究所的工作有前途，但我还是选择了到广东去。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内心就是觉得广东是个“有希望的地方”，能够做些事情。事实上，我的主要研究开发成果，也都是在离开研究所之后取得的。

　　在广州白云粘胶厂工作期间，我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负责主持开发有机硅建筑密封胶行业的明珠—硅酮结构密封胶，并在三年内取得了成功。以白云牌为代表的国产硅酮结构胶不仅完全打破国外产品的垄断，还出口到欧美及世界各地；世界最高建筑物—阿联酋的迪拜塔(哈利发塔)就是使用我开发的结构胶产品。2000年我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广州市优秀专家称号，2005年由我主持的另一项重要成果硅酮结构胶连续化生产工艺技术获得广州市科学技术一等奖，技术水平也达到国际领先。至此，我国的硅酮结构密封胶开发、应用、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中国也从一个纯进口国发展成为生产和出口大国，产业规模处于世界第一。2009年10月，我所领导的硅宝科技在创业板上市，我已经从一名南下打工者历练成为一名上市公司的负责人。

　　我是1960年代生人。我们这代人比较传统，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至今都有“科技强国”的想法，总希望我们的技术超过发达国家。但在创业过程中，我有个深刻的体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还没有形成鼓励创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举个例子。2002年我去参加一个项目投标，当时投标的有中科院的一个所，我一看就知道没戏了，因为那个所有院士。作为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这样的事情我经常遇到，这也是我很不服气的地方：很多名气很大的科研院所拿到项目之后，根本就没有成果，但是政府手上60%的资源都被它们拿走了。我一直认为，中国科技发展的希望在企业，而不是科研院所。为什么我们的产业发展快而科技发展慢？因为市场是公平的，可以直接检验技术的好坏，所以好技术几乎都在企业里。但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是不公平的，所以科研院所很难在科技上起到带动作用。每年国家在大学及科研院所投入大量资金，却没什么用，很多钱被浪费掉了。四五年前，广州市和中科院合资，搞了几个研究院，盖了大楼，买了设备，招了很多人，却没有在市场上拿出有影响的成果。

　　这样的不公平不仅仅存在于科研领域。现在各地招商引资，首选就是央企，开出的条件很优厚：土地往往是白送，一送就是上千亩。原来政府老觉得外资好，然后觉得央企好；现在留学海归也很受追捧，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取资源比一般企业容易得多。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弱国心态”在作祟，在这种心态下，公平的环境很难形成，对真正干实事的人很不公平。

　　经过这20年的发展，整个中国的大方向是越来越好，但企业生存环境改进步伐不够快，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尤其值得关注。我所感受到企业的压力，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二是人工成本上涨；三是人民币升值；四是税负太重；五是融资难。这些都是老问题，却一直没解决好。而且，中小企业几乎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广州搞了个知识城，有很多优惠政策，但一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根本进不去，它对企业的要求条件非常高。我就很奇怪，既然是大企业，政府为什么还要去扶持？这种现象并非只有广州独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都是扶植大企业，拼命要把大企业招商引资弄进来，这样GDP数据很好看。

　　1996年，我第一次跨出国门到美国、日本考察学习时，亲身感受到，广州与香港、东京、纽约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近年来故地重游，我可以十分骄傲地说，在大多数方面，广州已经不比这些世界级的城市落后，正在向世界一流城市迈进。但是，如果把广州和一些东部省市甚至西部省市相比较，它在发展环境方面已经失去了优势和吸引力。

　　我曾将成都和广州高新区两家企业(都是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政务环境进行比较，发现在实质性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方面，广州比成都落后好几年。成都高新区通过政府担保方式，非常便捷地解决了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而在广州，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政府部门办同样的事情，广州要用超过成都一倍的时间；在收费方面，广州企业被垄断部门收取的各种名目的费用数不胜数，让大部分创业者和企业负责人叫苦连天。还有个现象，在广州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办什么事有无人际关系差别很大，但是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际关系应该越简单才对。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广州、广东从改革的前沿阵地变得落后了呢？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广东科级以上的干部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收入及待遇都很高，岗位竞争又很激烈，都怕失去已经得到的位置和待遇，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干部越来越少。若是抱着墨守成规、不冒风险的心态，没有办法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打破不了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其结果必然是广东只能靠吃老本去面对东西部省市的快速成长优势。长此以往，广东、广州已取得的比较优势必然逐步失去。

　　最近一些媒体在发问：难道需要再一次的“南巡讲话”才有可能推进改革的步伐，打破目前的改革僵局？历史长河中，出现邓小平这样的伟大人物需要时间积累，若我们不寻求主动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出现的结果自然是“孔雀西南飞”，广东、广州极有可能被兄弟省市抛在后面。再过十年，在纪念小平“南巡讲话”三十周年时，西部省市也许会成为广东、广州学习的榜样—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广东、广州应当现在就居安思危、立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