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92派”致敬

　　“士兵离开了他们的营房，仆人离开了他们的主人，涌向金矿发现地，农民们典押田宅，拓荒者放弃开垦地，工人扔下工具，公务员离开写字台，甚至连传教士也抛弃了他们的布道所，纷纷前往加利福尼亚。”

　　“从圣弗朗西斯科到洛杉矶，从沿海到内华达山麓，整个地区都响彻喊声：黄金！黄金！”

　　—1848年1月24日，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发现

　　金矿消息传出，引发淘金热，当时的报纸如此描述道

　　谁还关心“92派”？

　　至少，他们自己在关心自己，也期待更多人体会到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的思想解放的惊人力量。2012年春节刚过，在大地冰封的亚布力，部分92派企业家聚首于此，再振余勇，激浊扬清，一场名为“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的论坛，触动大江南北。

　　毫不奇怪。92派这个群体，是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少见的抱团群体之一。相似的人生经历(由仕而商)，相同的话语体系(相信市场)，以及同为拓荒者的身份，启蒙者的作用，让他们惺惺相惜，志趣相投。

　　从出身看，92派诞生于一个火热的年代，恰如美国西部淘金热的盛况。在“南巡”当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纷纷下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呛了水。

　　从眼界看，92派普遍具备一定知识水准，少数人甚至可能还是“理论家”。他们对于社会趋势、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也可能他下海前就是从事类似研究及工作)。所以，相比之前出身于草莽的企业家，他们的眼界宽广，也具备普及、布道的能力及素养。

　　从诉求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或是这二者的结合。一切正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

　　从资源看，他们颇像130年前的“洋务派”，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海割断了脐带，割不断的是资源、人脉。所以，相比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草根派”，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垂青、资源支撑。

　　从结局看，他们得风气之先，在一度沉闷徘徊的商业环境中独领风骚。因为他们的摸索、冲杀、开拓、壮大，让创业在中国成为风尚、成为流行，“企业家”这一称谓逐渐被人尊重，而不像头10年的“个体户”、“暴发户”，在被人羡慕财富时难免投去不屑、不齿的眼角余光。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发端、确立，“红帽子”等的字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切，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南巡讲话”。简言之，南巡是因，92派是果。所以，即便20年后，当吴英案让他们心有戚戚时，他们首先想到了“呼唤邓小平”。

　　他们不是时代变局的旁观者，更是闻道而鸣的弄潮儿。他们拒绝按部就班，渴求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但他们也需知道，商业兴替，潮涨潮落，再平常不过。

　　1992年的下海潮，成为精英阶层主动选择改变、生产力再爆发的新起点，无形中再次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统观念。个体意愿与大环境合拍的结果就是，商业逻辑逐渐成了日常生活的重点，并不断为新的潮流提供空间。十多年前的互联网热潮，近几年的电子商务潮流，滚滚向前。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沙砾洗去，总能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他可能是陈东升、田源、毛振华(微博)、郭凡生、冯仑、王功权(微博)、潘石屹(微博)、易小迪，也可能是郭广昌、朱新礼

　　但，92派注定将是“夹心层”群体。按照泰康人寿(微博)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表述：上，有上世纪80年代即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本世纪之初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92派呢？多以开拓服务业为主(比如金融、贸易)，夹杂着地产、医药等的多元化，以及迷恋基于资本市场的财富游戏，尽管独树一帜，但却两头不靠。当然，他们最初的梦想仍然远大，基本都以成为“中国的XXX(某家国际巨头企业)”为目标。

　　他们的名字，在过去20年间的某一时刻会如流星般闪过，但未必是最亮眼的那一颗。20年过去，尽管他们可能会是“中国富豪榜”上的常客，但你还不用奢望在世界500强中见到他们的名字——在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已占据61席(国企居多)。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商业舞台的出场、串场乃至退场。这一次，他们的集体发声，既是主动之选——亚布力论坛上不约而同地热议，也有被动成分——关注南巡、关注92派已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次的潮流能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卸下多少枷锁？

　　人类总是健忘的，但历史将记录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