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必须提高人们的收入。同时，只要美国继续不负责任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的商品市场将会继续波动。中国在未来几年中都需要面对每年3%或4%的通货膨胀。对此我十分担心。

　　我们的客户都在试图弄清楚一些问题：是否可以全面提高产品的价格？是否可以增加更昂贵的新产品类别？是否要建立新的品牌线？这些都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企业虽然可以自动化产品线来减少成本，但是向终端消费者加价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就好像星巴克(微博)，总是在推出更贵的新产品。

　　Q: 在中国的这些年接触和了解许多人以后，最让你难忘的故事是什么？

　　A：我和我妻子的祖母经常聊天。她的名字是黎莉莉，是30年代的影星。我的书中有一章是关于她的故事，关于她在文革中经受的痛苦。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本以为她会问我：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你以后会怎么照顾我的孙女？但是她和我说的却是：“有时候你必须站起来，反对邪恶”，“有时候河水朝着这个方向流，但你必须朝另一个方向走”。她告诉我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当时，由于她的父亲钱壮飞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丈夫罗静予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和著名导演，江青认为他们是很大的威胁而加以迫害。最终，在红卫兵无休止的批斗和折磨中，她的丈夫罗静予选择了自杀。她接下来和我说的是：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做好工作，就是在摧毁前人所做的牺牲；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确保我们做的事对国家有益，对普通人有利；确保我们不会变懒，不然她的丈夫、父亲的死就没有意义。

　　当我逐渐认识一些领导人，会意识到他们确实试图在帮助国家。但他们成长时经历的痛苦，令他们后来所作决定让西方人难以理解。好比许多美国人都嘲笑中国对于不稳定的恐惧。但如果观察现在的主要领导人，譬如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曾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就会明白他们对稳定的渴求为何如此强烈，他们不希望国家再次遭遇混乱，文革的伤疤仍然很深刻，社会上每个细节都被文革所影响，但人们对此的分析并不够。

　　Q：你在书中也采访过一些性工作者，以及通过性产业所观察到的现象？

　　A：是的。从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上总是可以了解到许多社会的状况。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妓女没有过去那么漂亮。在90年代中期，她们很漂亮，而且到处都是。现在能看到的普遍变丑了。我认为这是好的，因为政府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女性的收入提高了，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人们不再想做这种工作。

　　另外，西方人经常说中国怎么会到处都是性工作者？政府明明在大力打击色情产业，但是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地方官员会产生腐败和保护现象，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区别。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府是统一的权力，就好像中央说了什么，其他所有人都会紧紧跟随。我认为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上，总体上我同意中央政府的政策，但他们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处理问题。

　　Q: 为什么90年代时会来中国并定居？这些年看到最大的变化？

　　A: 我过去曾在韩国、菲律宾待过一些时间，和他们的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交流，他们都和我说，小山，要注意怎么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当时美国都还在谈论日本。我认为，如果亚洲的邻居们在担心中国而不是日本，对我这样的美国人去理解中国，以及帮助美国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美国对国际关系、权力转移的理解总是比实际情况晚15年。

　　我从1997年到2003年期间，每年有半年时间在这里。2003年到现在，我基本上全年都在这里。我看到的最大变化是，人们开始享受生活。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人们还在为吃饱穿暖而挣扎，有一次我在天津的街道上走，我看到上千人举着纸牌，上面写着求职。当你理解人们15年前有多贫穷，现在他们如何生活，就会理解为何有那么多乐观情绪—人们记得黑暗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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