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春天，何塞·法奈利教授在位于马德里的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办公楼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法奈利教授本次前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目的，是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策研究报告。其中涉及维持公众政策、促进社会进步和增长、增加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发展社会包容性和创造生产性就业等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法奈利教授在宏观经济层面强调，资源型出口国家往往会有货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对传统工业增加投资，保持一定的激励政策，以避免“荷兰病”的产生和蔓延。

　　中国经济增长 拉动南美自然资源需求

　　法奈利教授解释了两种战略相结合产生的经济政策：环境变化适应型和结构转型。前者指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导致的结果进行管理，后者指通过法律和法规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个有效的国家政策，必须是二者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举措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他认为，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一场大冲击后，首先应以环境变化适应型的战略为主，随之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个策略同时适用于正面或负面的冲击。一个实际的正面冲击案例就是中国2000年以来连续十年的经济增长，导致对南美地区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另一个负面冲击案例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崩溃。

　　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982年，墨西哥政府因无力偿还到期的外债本息，要求推迟偿还期限，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增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称为“失去的十年”。1991年，拉美国家的平均收入占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比例达到了34%的最低点。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之前，这个差距略有减少，从而消除了它的蔓延。拉丁美洲的增长率从2003年起开始加速，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收入比例缩小到40%。

　　法奈利教授将拉美地区的经济按南北拉美两大地区的不同特点来分析：南拉美地区(LAS)由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组成，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还具有工业发达的特点。其余为北拉美地区(LAN)，由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成，这些国家依赖于组装工业，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比如外资公司在墨西哥开办的产品回销本国的组装工厂)和旅游业，能源和食品完全依靠进口，还须依靠移民到美国打工汇款回国的美元来偿还债务。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拉美地区的货币和金融有着直接的影响。那些资源丰富的南拉美地区(LAS)受益于货币增值和中国对天然资源的需求(所谓的正面冲击)，外汇的增加导致货币升值，从而降低了其他出口产品的盈利能力。北拉美地区(LAN)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有：第一，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第二，强劲的亚洲工业的竞争；第三，美国的高失业率减少了移民的汇款总量。

　　南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大大高于北拉美地区，数据表明，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对中国出口额”占“出口销售总额”的比例增加和经济加速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财富再分配 新兴市场未完成的事业

　　在与法奈利教授的谈话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兴市场的推动力能持续多久？法奈利教授谈到了一个相对研究较少的领域：贸易和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人口结构的转型已成为正确理解全球和拉美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结构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过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当一个国家的生活条件改善，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率提高，其结果导致没有储蓄或无能投资，因为每家每户都有许多儿女，出现了高抚养比的情况。当一个国家过渡到低出生率时，可以理解为出现了“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工作年龄的人口多于需要抚养的人口。抚养率降低能提高储蓄和人力资本(知识)的投入，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增加财富的效应。过一段时间后，人口又开始趋于老龄化，抚养比增加，这时又失去了增长的时机，“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储蓄需要用于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开支。

　　现在呈现出高增长的很多国家都得益于“人口红利”。法奈利教授指出，在“人口红利”阶段，是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关键，韩国就是一个案例。在G20中有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老牌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已经不存在“人口红利”阶段；第二，另一类国家如加拿大、美国、韩国等，其“人口红利”阶段会在这十年中结束；第三，仍然有较长阶段“人口红利”的国家，它们包括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度等。

　　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因此按理说，应该比现有的增长更快。但法奈利教授提出忠告，有必要在该地区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源投资，否则他预期，“如果一个国家资源浪费了，会带来未富先老的风险”。

　　说到拉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法奈利教授谈到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里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逻辑分析是：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货币却不流通，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异常现象，中国应该对世界贸易平衡肩负部分责任。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结构中更需要有大国的气度，着眼化解现有的金融债务危机，提高其他国家产品的消费量。欧洲向来坚持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同样奉行的是货币保护主义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异常快速增长。

　　要改变现状，没有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尤其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又增加了难度，任何一个举措都会影响到某个行业或群体的直接利益。中国今年降低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对南拉美地区(LAS)的负面影响将是直接的。

　　最后，法奈利教授谈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和金融风暴，他坚信国际金融结构会由此变化。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次贷危机中也受到重创，冲击的负面影响在北拉美地区(LAN)更加凸显，但时间延续不长，没有重蹈上世纪80年代的覆辙。

　　危机并没有改变亚洲地区引领世界新兴市场的趋势，其增长高于世界发达国家，亚洲国家在2003年至2008年获得财政盈余，并出台了相当严谨的财政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与智利的情况相似。然而，财富的再分配，仍然是新兴市场地区未完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