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上补习班。2011年5月，由北京21世纪教育学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中，有87%报读过各种补习班；在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中，有92%报读过各种补习班。
到处都是补习班。举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大大小小各种教育培训机构超过10万家。其中，仅仅石家庄一个省会城市就有2000多家课外补习班，一所重点中学周围，散布者大约50家补习班。
花在补习班上的钱越来越多。每年3月到7月是补习班的旺季，北京望京地区一家补习班的负责人说，光是三个月的高考前全封闭住宿班，一个学生收费18万，已经全部招满。2月底的时候，北京课外辅导每单最高收费记录再次被打破：从学大教育(微博)的57万变成了安博教育(微博)京翰一对一的62万。一份调查显示，在北京，一个普通三口之家花在小孩补习班上的钱，已经将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半。
家长已经不敢不上补习班了。中国的教育在应试制度、学校和商业力量的合谋下，已经成了一场反恐战争。以前，我们说买房子是自寻包袱，后来再也买不起了；我们说凭真本事文凭不重要，现在找不到工作了；我们说开车不是健康出行方式，现在再也摇不到号了；我们说为了国家到偏远山区去，现在再也回不来了……在一个资源有限竞争无限的国家，前先一步才安全，而任何长远的打算也无意会造成眼前的困顿。
补习班市场还远未饱和。新东方是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的老大，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中唯一一家没有跌破过发行价的公司。2011年，新东方收入超过40亿人民币。据德勤报告估算，2012年，中国教育市场将达到9600亿人民币。算下来，行业老大的收入连整个教育市场的1%都不到。但看K12中小学同步辅导市场，目前把新东方、学而思、学大、巨人和安博京翰一对一这5家公司的该项业务营收加在一起，还不到整个K12市场的2%。
20年来，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走了一个“反抛物线”。
中国民办教育的幸运之处在于，一开始，没有官僚资本愿意进入，因此意外地获得了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有上百家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后来，新东方出来之后一统江山。2000年之后，华尔街英语崛起。2001年，环球雅思出现。2003年，学而思诞生。2006年，学大也出现了。这是巨大的好事，整个行业似乎又回到抛物线的上面了。中国人的教育会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和国际化。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这条抛物线还会有十年的上升期。
教育行业将来可能会出现类似“咖啡馆业态”。会有咖啡行业的星巴克(微博)那样的大的产业公司，全国有三四家大机构占了40、50%，谁要有有能力进来，做一个十几亿级的企业是没问题的。但是，大部分的市场空间还是作坊型的小咖啡馆、小夫妻店。这个空间太大了，各个城市都会存在几千万、上亿级的企业。
教育行业未来有两大创投趋势。一个是精英化的趋势，一个是技能化的趋势，中间的全都是考个中不溜的大学，找个中不溜的工作，没什么机会。精英化是什么？幼儿园去蓝天幼儿园，小学去景山小学，中学上人大附，然后去读哈佛、斯坦福。这条路上聚集着很多中产者和精英群体，有很多机会。另外，大家去学蓝翔、去学尚德、学个会计证，普及教育会越来越大了，国家的钱也都会投到这块来。
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道小学三年级的奥数题：一个六位数，分别用2，3，4，5，6乘它，得到的五个新数仍是由原数中的六个数字组成，只是位置不同，此六位数是多少？
有人用电脑程序算出了结果：142857。
龙文教育，金象上山
呯！郁金香形状的杯子碰在一起，红酒沿着玻璃壁流淌下来。
杨勇和刘映东相视一笑。4.5亿人民币，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不管怎么说也值得喝上一杯。更何况，祝酒可是任何一个融资新闻发布会的保留节目，身为主角，怎能错过。
“董事长。”刘映东侧了侧身体，让杨勇站到最中间的位置。作为这家公司的总裁，刘映东向来明白自己的角色。谁是男一号，谁是男二号，什么时候应该往前冲，什么时候应该往后退，这么微妙又明摆着的道理，他懂。这一点，如果说在一年多以前，那次不为人知的“内斗”中，他曾经有点吃不准，或者拿不定主意的话，那么现在，2011年12月12日，龙文教育宣布第一轮融资成功的大喜之日，他完全知道该怎么做。
内斗。没错，杨勇就是这么说的。
杨勇挥挥手，满不在乎，又笑逐颜开。这是一个身材结实、举止拘谨的年轻人，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却很大。他走过去，跟投资人、信中利集团创始人汪潮涌(微博)碰杯，又跟另外一位投资人、深圳创东方的总裁(？)寒暄。他不是军人出身，但是身体始终绷得笔直，像一只上好的发条。
最后，杨勇坐到记者面前，大声说：“只要培训基地足够强，龙文可以一夜之间占遍全中国。”
龙文教育，诨号业界“成都小吃”，成立于2006年，主要开展中小学一对一同步辅导业务。短短5年时间，这家公司已经号称“全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龙文教育在全国54个城市拥有1068家分校，学生超过10万人，专职员工1万5000人，算上兼职员工则有2万余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龙文教育2011年营收12亿人民币。相比之下，成立于2001年的学大教育，同样做一对一同步辅导，尽管已经在纽交所上市一年，也不过只有273家学习中心，年营收18.6亿人民币。
汪潮涌说：“中国教育企业再出一个新东方，指日可待。”
刘映东说：“新东方规模40多亿，我们2012年营收估计有20多亿。只要翻番，我们就和新东方一样大了。”
这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再过短短三个月，这家公司将要经历创业6年来最大的一次公众危机。它会卷入一场“3·15”风波，从商业伦理到商业模式，都遭人诟病。从报纸、电视台、网络论坛到微博，关于龙文教育“无证经营”、“欠薪”、“扩张过快”、“管理涣散”甚至“黑社会”的争议，会纷至沓来。在龙文教育的离职员工中间，甚至有这样的流言：“龙文扩张得太快了，骑虎难下，2013年会有大危机。”
一位投资人说：“1000多家店，我不知道他怎么管。要收入高，盈利又高，这决不可能。只有放慢速度，它才可能有利润。”
一位龙文离职高管向《创业家》记者推算说，龙文只有20%的分校是挣钱的。他说：“教育培训是预收费的行业，现金流很好，但是很大一部分是递延收入。如果计算课时消耗减去支出，而不是收入减去支出的话，很多都是亏钱的。”
以汇众益智为例。这家定位为数字娱乐职业教育的机构，曾经在2008年初吸引到1000万美元的风投。很短时间内，汇众从全国10几家培训中心扩张到40多家。因为扩张过快，又遇到2008年金融危机，风投资金并未到位。很快，它又以几乎同样的速度缩减至20家。有业内人士透露说：“现在，只有5家赚钱，5家持平，还有10家都亏钱。”
一个耐人寻味、并且已经从刘映东那里得到证实的消息是：2011年，龙文撤换了总共54个城市中的15个城市的校区负责人，并计划在2012年继续撤换3-5位。刘映东反问说：“赔本你还继续干？”
另一位投资人说：“信中利是在一个非主流的时间，投了一家非主流的教育公司。我不懂汪潮涌为什么这么做。”
“热三年，冷三年。”他分析说，“2006年新东方上市，所以2007-2009这三年，有四五十家教育企业获得了投资，金额超过6亿美元。但最近两年，已经少有投资人关注教育行业了。”
教育行业的确一度被投资人看好。这个行业市场空间大，据德勤的报告显示，市场总值在2012年将达到9600亿，平均复合增长率12%。此外，教育行业是刚性需求、预付费模式现金流好、受经济大势影响小，这些都是利好因素。2006年9月，新东方第一个在纽交所上市，更是刺激了投资人的胃口。据统计，2007-2009年三年期间，约有12家企业共获得6亿美元融资。
又一个三年快要过去，这些增值套现的欲望并未得到指望中的回报。
“VC投教育，全是眼泪。”一位投资经理说，“IDG投精英教育，失败了。软银赛富投华育国际1000万，也失败了。德同资本投东方标准，崩盘了。启明和SIG投巨人学校2000万美元、凯雷投北科昊月5000万美元、凯鹏华盈投资汇众的游戏学院1000万美元，全打水漂了。这都是没上市的，上市的，软银赛富投环球雅思，要不是环雅卖掉，也出不来。鼎晖投学大，现在还出不来呢。只有老虎基金投新东方和学而思算成功，还都是陈晓红一个人投的。”
2011年夏天，就在信中利为龙文做尽职调查期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股集体股价大跌。到年底的时候，学大教育股价下跌73%，环球雅思股价下跌64%并在12月底出售给英国培生集团。
在这么一个不冷不热、不阴不阳的时机，龙文教育竟然得到号称是“中国教育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笔融资”。后续的消息是，2012年3月，中国平安(微博)已经开始做尽职调查，可能向龙文注资1.5亿人民币。
“太疯狂了！”投资人们连连摇头，“
空气里充满了金钱和风暴的味道，但这天晚上，杨勇不打算品尝这些。他把视线从刘映东身上移开，抿了一小口红酒。
杨勇的酒量很好，不过他不怎么懂得喝红酒。他握着椭圆形的杯身，却不知道，这种拿酒杯的方法会导致红酒温度上升，并不适口。
总的来说，他和刘映东、朱松、曾勇，龙文教育的这四位董事会成员，他们都不是很习惯银泰中心这样的场合。这四个差不多年纪又差不多身高的男人，他们都是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的1995级高中同学。十几年前，宜宾还是个山区小城，郊区连公路都没有，一到梅雨季节，全是烂泥。
“我们农村来的，吃过苦，都是粗人。”杨勇说。
四个“粗人”走出柏悦酒店的电梯，去参加庆功宴。这四个人，加上集团副总裁、广州校区负责人郑炎——对了，他是杨勇的初中同学——他们围坐在宴席边，一边讨论着军旅电视剧《亮剑》的剧情，一边合影。这样的合影，被杨勇叫做“我的团长我的团”。
龙文教育是一个江湖。在这家公司里，大约80%左右的员工是四川人。他们要么是杨勇的宜宾老乡，要么是他的同学，要么是谁谁谁的亲朋好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兄弟”正担任龙文教育分校校长级别以上的管理工作。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团队理所应当：“朱元璋用的都是安徽人，孙中山用的都是广东人，我们这用的都是四川人。”
事实上，在两周之后的公司年会上，龙文员工们表演的节目就叫做《梁山泊与斧头帮》。在这家公司，裙带关系和地缘文化已经各占山头。
最早，这家公司只有杨勇一个光杆司令。2003年，高中化学老师杨勇从北京169中学辞职。他瞒着家里人，在东直门租了个地下室，又从老家叫了个远房表姐接电话，开始自己干。那时候，北京的家教60块一小时，他一个人干不过来，就在报纸上登了豆腐块广告，既找老师，也找学生。他想做个家教中介中心，每介绍一个学生，从老师那里收取100元的中介费。
慢慢地，杨勇发现家教中介模式并不成立。老师跟学生联系上之后，往往人就不见了，甚至电话也打不通了，中介费根本要不回来。很快，杨勇租了居民楼的房子，安排老师在自己的场地给学生上课，除了收100元中介费，还能从课时费中收取大约20%的场地费。情况好了些，但他又发现，这个钱是学生交给老师，然后他得从老师口袋里要这份钱。时间一长，这也行不通，因为没人愿意把已经到手的钱再分出去。最终，杨勇开始跟老师签订押金合约，并向老师支付基本工资和课时费。
曾经有媒体报道说，杨勇在此期间曾经从事房地产中介和连锁酒店业。杨勇否认。话说回来，他下海创业纯属偶然。尽管公立学校老师工资不高，但好歹一个月也有2000多块，要不是最后闹得不可开交，也不可能短短两年时间就辞职。简单地说，他组织年轻教师罢课、举报校长经济问题，几乎是个被排挤出局的边缘人。
但不管怎么说，杨勇有胆大妄为的赌博心理和刺头性格，也赶上了教育行业的好时候。最早，1985年，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规定教育的非营利性质，不允许民间创办培训机构。现在，我们都还记得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微博)提着浆糊桶被城管“追杀”的画面。当时，所谓课外辅导班、补课班，无论校内校外，只要收费，就处于灰色地带。199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荐素质教育的决定》，禁止公立学校老师带薪有偿补课。这个政策促使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市场从学校自办、老师自办向民办培训机构转移。2003年，国家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部分承认了民办教育的营利性质。回顾如今美股上市的11家中国教育公司，除了新东方，几乎全都是1999-2003年间创立的。
2005年，杨勇赚到了第一桶金。这一年，他在北京明光村的智慧大厦买了房子。更早些时候，2004年春节，据说杨勇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开了一辆宝马。这些细节通过一场高中同学聚会被广为流传，在宜宾小城传达出的信息就是：杨勇在北京混得不错，跟着他干有谱。
2005年5月，杨勇的高中同学刘映东从宜宾老家的中学辞职，来到北京并加入龙文。此后一两年中，有大约100多名宜宾的老乡、同学一个一个如传销老鼠会一般被拉到龙文。2006年6月6日，杨勇在自己30岁生日这天注册了龙文学校。这时候，龙文有20多名员工，在全北京有5、6家教学点，并且开始尝试“底商模式”。
中国的课外补习班基本有4种模式：一类靠地方政府资源和重点学校关系。这类补习班，比如广州卓越、深圳邦德、上海昂立、上海精锐，一般在当地教育局有资源系，跟重点学校校长关系好，能够网罗名师，获得学校推荐，自然不愁生源，但容易局限于本地，大多只能是“地头蛇“，很难外部扩张。2011年11月初，我们在广州见到卓越教育的创始人大唐，他就摇头叹息说，外部扩张的事情，想想就头晕，到了外地，基本上是“运行不运营”。
一类靠产品和教学质量。这类补习班，比如学而思，有奥数这样的学科优势，课程研发质量好，并且每年从北大、北师大招收大量优秀毕业生，经过半年培训，半年试讲，最终保障稳定高质的师资供应。对于这类机构来说，师资成本上升会是一个掣肘。
一类靠打电话。这类补习班一旦落地在某个城市，立即成立呼叫中心，并且以5毛至一元/个的价钱从校讯通这样的公司购买学生家长联络电话，直接靠电话营销获取生源。这样的机构利润率最高，能达到3、40%左右。
还有一类补习班，亦即是龙文首创的“底商模式”，依靠社区门店拉动销售。有别于此前培训机构的写字楼选址，这类补习班的教学点选址全部靠近居民小区，距离邻近学校不超过15分钟路程，方便解决学生下课后交通拥堵问题。底商模式追求多点全覆盖，以北京龙文为例，已经在全市设立165家分校。底商模式设点偏小，店面一般不超过300平米。这类补习班的装修可能一般，但必有闪烁霓虹灯的大招牌，在事实上充当了广告牌的作用。底商店面租金不菲，高于写字楼，但广告牌所节约的广告成本可与之抵消。同时，龙文在销售上实行“三扫”策略，扫车、扫街、扫楼，大量印发宣传单，进行辐射宣传，把店面吃透。
2006年，杨勇花了45万，在北京甘露园小区租了间店面。这是龙文教育的第一家“底商”。2006年一年，龙文在北京设了10家类似的分校。2007年，龙文以一年180万的价钱租下西直门西环广场600平米的写字楼，作为集团总部。2008年，龙文在北京拥有15家分校。201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5家。
补习班正在社区化。只要稍加留意，每一位家庭主妇都会发现，她所居住的小区已经被一家又一家紧挨着的连锁商店包围。这简直是中国城市连锁化生存的“标配”：一家便利店、一家洗衣店、一家药店、一家理发店、一家足浴店、一家美容院、一家健身房、一家房地产中介店，以及，一家中小学课外辅导店。
每到黄昏时分，连锁门牌上的霓虹灯亮成一片，简直就是一条城市日常生活的河流。一个城市有好多好多条这样的河流，而每一条河流都是一样的。主妇们揣着自己的钱包和信用卡，从一条河流扑腾进另外一条河流。她们一个个身手非凡，成为不假思索又斤斤计较的、娴熟的游泳者。主妇们都很精明。主妇们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主妇们都有一个惊人一致的夙愿：有一个更胜一筹的孩子。
3月14日下午6点半，四年级的曾一凡坐在龙文一对一黄庄校区的隔间里，不断演练着和差倍问题的各种变型题。每周三下午，从中关村一小放学后，她都会穿过新科祥园来到这里上奥数课。在她身后的毛玻璃隔间里，刘老师正对着试卷帮高三学生李玲梳理英语语法点。待会儿下课，李玲没准儿还要去走廊尽头的作业吧写完作业再回家。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是补习学校最活跃的时间段，这家校区也不例外。作为龙文海淀人大校区总部，这里的学员大多来自相邻街区的中关村一小、三小，以及中关村中学、北大附中、科大附中。10多个玻璃隔间几乎每晚都会被占满。除了过道墙面上贴满的名校录取榜单、学员奖状、考区信息，校区里没有任何美观的装饰。
沿楼梯下到一层便是新科祥园长达百米的底层商铺，龙文的招牌最醒目。它左手是711便利店，右手就有一家名为科启奥的小班辅导机构。在名校峰壑耸立的中关村，这样的景象不足为怪。如果顺着科学院南路南行，你会看到，有学而思、巨人这样的知名品牌一对一机构，也有奥数王、洲宇这样的中小型课辅机构、还有潜伏在居民楼里的“小作坊”——短短500米的小街上，光挂牌子的家教机构就有20多个。
“我2010年来这家校区，做老师，眼看着大大小小的机构起了倒了，真正留下来的还是少数。”分校主任马玲玲说。
补习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据教育部门统计，2011年初，全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1.90万所，此外还有其他民办培训机构18341所。粗粗数一下，新东方、学而思、学大和安博，这几家上市公司全都有K12同步辅导的业务线，这还不算各个省会城市的“地头蛇“和形形色色的“夫妻店”。以石家庄为例，一个城市就有2000多家补习班，每一个重点中学周围都“撒胡椒面似的”包抄了将近50家大大小小的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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