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知音难觅。
其实,并不是朋友不好找,不好找的是真朋友。
或者如俞伯牙、钟子期般心心相印,或者如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般肝胆相照,或者如李白与汪伦之间深及桃花潭水的友谊,在中国的历史上,“朋友”这个词的重要,堪与“国家”相提并论。“忠”、“义”二字就分别是对待这两者态度的重要标准。很多时候,要想成全“朋友”间的义气,需要具备超越家庭、超越社会、超越自我的勇气。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社会的冷漠程度与日俱增,朋友的概念与标准也发生了改变,其条件之低已经接近没有底线,狐朋狗友,酒肉朋友比比皆是。如果真是这样,朋友与常人还有区别吗?那些过去赞美朋友的词句,今后又将献给谁呢?
更可怕的是,在价值观单一的现代社会中,“朋友”这一概念被强行贴上了利益的标签,往来天下,被人加以利用。
真心不再有。朋友这个词是否还能保持其自身的含义?因此,探究现代社会中的“朋友”定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家们心目中理想的朋友?
商业社会之中,还存在着哪些关于朋友的故事和情感?
乐意为你承担
口述|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
在过往的50多年人生岁月里,我内心的价值取向始终与旁人不同。在有些人看来,朋友最重要的是兴趣契合,即在对方面前,彼此可以展现不受拘束的一面,如吟诗作对、旅游、滑雪,更有甚者,可以喝酒、赌博……而我的观点不同。也许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原因,在朋友这件事上,我始终抱定一个信念:有了事业,男人才有成就,别人才把你当人。而受人瞩目之后,你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我的人生经历就勾画出了我的朋友圈子:我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手下的弟兄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当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对我不离不弃。我们的利益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1992年的某一天,林业部的干部张志虎打电话给我:“老庞,你要不要斯柯达(微博)?”当时,我的冀东机电公司跟现在的规模没法比,办公室小黑板上的年度目标也仅仅是力争一年完成“三个五”——销售5000辆车,达到5亿元销售额,实现500万元利润。因为见识尚浅,我顺嘴回了一句:“斯柯达是什么玩意?”张志虎说,斯柯达是轿车。原来,捷克斯洛伐克将一批斯柯达轿车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朝鲜。随即,朝鲜要把这批车卖给中国,换一笔外汇。
在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能染指这样的进口轿车业务,机会非常宝贵。于是,当天晚上,我就从河北滦县赶赴北京林业部。我还清晰地记得文件上写得很清楚:斯柯达轿车,长车价格9.2万元,短车9万元。我二话没说就表示,这批车都要了。张志虎也很痛快,让我立即签合同、交定金,之后随他一起去延吉办手续。
交钱之前,虽然嘴上说的豪爽,但是我的心里其实很担心。我很清楚,这次的交易对象是政府,且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了定金后我是看不见车的。一切要等各种手续的正常履行。一旦中间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车不能顺利进口,我都不知道找谁要钱去。
当时,我对身边的一个弟兄说,“如果这个钱真的瞎了,咱们都回不了家。整个滦县的老乡不得把咱们杀了?几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啊。”可是,那个弟兄的话让我记忆终身。他说:“我知道你想做这笔生意,我也知道这笔生意可能会一败涂地。放心,万一出事,是杀是剐,我跟着你。”
在这句共生死、共存亡的誓言后,我安心地把钱交了。当然,后来轿车顺利进关,一辆长车的纯利达到4万多元,短车也有2万元。
仅仅在生活中有交集的人,我个人认为不能算朋友。有的人请我吃饭、喝酒,第一次见面也马上能称兄道弟,表现得很亲热……这些最多算熟人。朋友,一定是在实践中证明能够合作的人。他乐意为你承担、为你付出,在事业上,这种人才能真正闪光。
说起最近的萨博收购案,很多人不了解,认为庞大的收购失败了。其实,4500万欧元对庞大不算什么,最坏的情况也可以视其为广告费。但对于公司来说,确实是损失了一笔钱。我曾好几次在董事会上提出,愿意自己出钱赔偿。但是,几次都没有通过。董事会的弟兄们说:如果真要出钱,应该大家一起出。这就是承担,这就是付出。这才是朋友间该做的事。
收购萨博中,在北京总部谈判的那一次,整整两天两夜,我的整个团队,包括公司技术人员、服务人员,一共30多人,都没有合过眼。还记得审计部一位60多岁的老员工,凌晨起床,发现办公室所有的灯都亮着,以为进来贼了。检查时才发现,大家都在工作。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公司更好,而不是要拆台,如果这样的团队不能做我的朋友,还有什么人可以呢?
(采访|本刊记者 王雨佳)
分清“利”“义”
口述|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微博)
有些人可以没有朋友,但是对我而言,朋友占据了我生命的三分之二,某种程度上比家人还重要。
新东方能发展到今天,更离不开朋友徐小平、王强的参与。我以前也曾设想,如果当初他们不回国与我共同创业,新东方绝对做不到今天的规模。
其实,我的创业期,并没有太多“悲情”因素,几个好兄弟在一起,颇有梁山好汉“聚义堂”的豪迈之气。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了晚上,随便找个大排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条件虽说艰苦,但大家干劲十足。
我这个人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能力,但有一个长处,就是能将一些对彼此能力“不服”的朋友凝聚在一起。我会设身处地的为朋友考虑,尽量多的给朋友争取利益。当时,为了迎接出国归来的徐小平,我“撵走”了做移民项目的加拿大老外,让徐小平掌管移民公司。王强回来后,我让夫人“撤出”财务、行政、后勤领域,为朋友腾出了空间。
一直以来,徐小平在工作中的敏锐和勤奋,都让我自愧不如。还记得,雅思考试当时尚未在中国出现,徐小平就预测到这将是未来的一个大市场,并逻辑缜密的给我分析。果然,之后在这块市场的开拓和培育中,他贡献颇丰。
我与徐小平一直志气相投,境界相似,这种感情,让我俩之间从来没有上下级的意识。但是在新东方公司化的过程中,大家需要根据层级确定各自的股权。因为利益无法分清,结果导致大家摩擦不断。2001年,王强和徐小平宣布辞职,外界评价“新东方的三驾马车,走了两驾”。当时,我真的有点儿手足无措。
屋漏偏逢连夜雨。同一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和新东方闹起了版权纠纷。ETS声称:“1999年10月-2000年9月,中国内地考生G R E成绩升高是由于考试‘舞弊’,直接原因是中国考生使用了GRE历年的真题备试,而未经ETS授权。”新东方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
令我欣慰的是,内忧外患之时,朋友们并没有落井下石,徐小平和王强这时把利益纠纷放到一边,回到我的身边,共同与ETS打起了官司。这时的我,对朋友有了新的理解。好朋友的关系应该像夫妻。夫妻之间肯定会因为各种事情而产生摩擦,但是,一旦有外人介入家庭事务,夫妻肯定会“一致对外”。
不断地“摩擦”和“冲突”,不仅没有疏远朋友情谊,反而让我与徐小平、王强的友情更加牢固,并有所升温。这时我才渐渐明白,朋友一定是要建立在分清“利”、“义”的基础上,如果这两个分不清,不仅没了利益,更加会失去友情。诉讼尘埃落定之后,我和徐小平开始坐下,确定新的薪酬体系,提高财务预算,避免了新东方因为内讧而走向衰落,我对徐小平和王强的深明大义,至今心存感激。所以,我现在不会因为钱财伤了和气。“利”、“义”分清,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本刊记者 崔玲)
验证过的真感情
口述|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微博)
凌晨一点,风雪交加,夜黑如墨。一队从北京出发赶赴藏羚羊保护区的队伍,终于抵达了可可西里沱沱河边一个简陋的招待所。
室外暴雨如注,室内冷若冰窖,疲惫根本无法驱走周身的寒意和高原反应。有6个中年男人,挤在一间房内,冻得睡不着,只好围着被子聊天。6个人都是事业小有所成、在生活中常以不服输精神示人的大男人,但在这一晚,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地卸下了伪装,毫无防范地向他人敞开了心扉,聊出了许多曾经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甚至是藏在心底最柔软的情感,直到东方渐白。
这个场景发生在2001年7月。6个当事人分别是当时还在爱立信(微博)工作的我、做小网通工作的田溯宁、华谊兄弟的王中军、美通无线的王维嘉和新华信咨询公司(现为正略钧策公司)的赵民、以及尚在《经济观察 报》任职的张忠。
这次出行,源于爱立信发起的藏羚羊保护活动。本来,这项公益活动第一年是爱立信独立运作,第二年,一些企业家和媒体朋友参与了进来,一起前往可可西里考察。当时青藏铁路还没开通,路途辛劳可想而知。虽然同行有30多人,但一路上,我们6人的关系最密切。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排解的烦恼与压力,特别是田溯宁。
那段时间,正值中国电信(微博)行业改革最尖锐的时期,田溯宁一手创办的企业,正面临并入国有体制的局面。合并、分拆、组合,机会、挑战、矛盾……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让他难以适从。他开始大把地掉头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一路上,我们每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劝他不要压力那么大,要保重身体。但后来我发现,田溯宁反而成了此行最放松的一个。他会仰望着如洗的蓝天,随口吟诵即兴创作的诗歌;他会看着奔跑的高原精灵——藏羚羊,大声歌唱;偶尔,他还会像快乐的孩子,从5400多米海拔的山上,张开双臂,学着老鹰下落的姿势一路“飞”下去。
印象深刻的还有捡回一条命的王中军。他因高原反应送医院抢救并失去意识,差点长眠在青藏高原。我们几个人或背或抱或抬,把他送上飞机。一路上,王中军必须时刻配用氧气瓶,可是飞机起飞时,按要求是不能用的。为了救他,我们苦苦向机长求情,最后机长被几个大男人的真情感动,破例允许使用。起飞后,大家又在机舱里轮流为他举着氧气瓶,直到飞机落地。
我一直没有问过王中军,这件事对他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我只知道,那个今天活跃在企业界与娱乐界的大腕,不管怎样,在我们面前都还是当年那个共同经历生死的哥儿们。
有人说,旅行是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我们6个大男人就是在美丽、神秘、自然条件恶劣、生活环境艰苦的可可西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6人聚在一起时,仍会拿某人那一晚说过的话调侃。虽然那一次深聊已是11年前的事,但是那一次朝夕相处7天产生的感情完全可以经受11年光阴的考验。
11年来,岁月不仅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了印迹,也改变了一些曾经的想法与个性。有的人已经更换了身份,有的人还坚守在当初创立的产业,但彼此间的珍贵友情却丝毫没有改变。偶尔,我有过不去的心结或想不开的事,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倾诉对像,一定还是11年前在那家小招待所里,一起围着被子海阔天空聊天的人。
这份友谊不仅是心灵上的共通,也经受住了利益与信任的考验。有一次,一个朋友的企业资金周转不开,向另一个朋友求助,后者没有任何质疑,也没有留任何凭证,就直接打款。
女人很容易找到一个或者几个闺蜜,男人就不一样。男人会有不同的朋友圈子,但男人的情感必须是要在一起共事,经过验证的,才是真感情。嘴里被称为朋友的人,不一定就是真的朋友,真的朋友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好朋友。男人间能称为知音的人,一定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挺身给你支持和力量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让生命完整
口述|蓝山中国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越
当我们考量哪个地方更适合居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朋友。虽然总有人抱怨国内空气不好,食物不安全,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朋友圈在这里。国外的生活条件固然好,但没有朋友,生活就会存在非常大的缺憾。
虽然朋友可以提供给我很多帮助,但是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和朋友之间,基本没有事业或工作上的往来。在我的概念中,朋友一定是那些志趣相投,值得交往,愿意花时间和他在一起的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很紧张,根本不必勉强自己与那些不愿意在他身上多花时间的人在一起,即使这个人可能会给你的工作、事业带来一定帮助。换个角度说,假如你的事业是要依靠这样一种因素才能够建立,那么,你的事业也不会太成功。西方有一句谚语:“life istoo short(生命太短暂了)”,意思就是不应该勉强自己和你不愿意花时间在一起的人浪费光阴。
真正的友情需要时间历练。表面上看,我的朋友圈很杂,有企业圈的,有娱乐圈的,更多则是长江商学院C E O班或企业家俱乐部等活动认识的人。但其实,说到非常好的朋友,我也就有十个左右。这种朋友都是交往了5-10年,我有任何事情,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我的身边。
比如,王菲、李亚鹏夫妇就是一对我很好的朋友。以我的认识,他们是非常朴素、普通的一对夫妻。只不过,王菲的性格比较怪,也正因此外界不了解她,认为她孤傲。其实从本质上讲,王菲是一个害羞的人,把她放到公众场合,她会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说话。所以,有人质疑王菲在演唱会上不怎么讲话,其实,她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只能以歌代话。
一直以来,媒体对他们夫妻的报道很多。说实话,其中大多是不敬不实的。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出发,我最佩服王菲的一点就是,她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独立人格,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很容易做到。我也认识其他一些娱乐圈的人。有些人每天不是陪领导吃饭,就是跟企业家应酬,而王菲从来不参加任何一个这样的活动。她就是随性地表演,随性地唱歌。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对自己唱歌事业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那么在乎,她爱的只是唱歌本身,真的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我认为,独立人格是今天这个社会极为缺乏的东西。因为今天的社会,有太多时候是通过权力、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成败与尊卑。
其次,我很少见到像王菲这样意志力如此坚强的人。十多年前她开始选择信佛,从最初的简单吃素,到后来的不喝酒,再到只要许愿不做某件事,就一定可以守住这个誓言。而作为一个母亲,为了治好李嫣的病,她携女儿远渡重洋赴美就医,挥别如日中天的事业。之后还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去救助那些和女儿一样不幸的孩子。我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将其视为人格魅力应该不为过。
其实,成立基金会看似简单,事实上要把这些钱通过一个合适的渠道,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是一件无比繁琐的事,夫妇两人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四处奔走,但他们始终坚持得很好。甚至在国外陪女儿治病时,即使辛苦了一天,她也会给基金会打电话,了解各项捐助的进展,询问及审批每一笔资金……
在我看来,朋友是用来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当一个人真正处于困难和逆境的时候,你会期望得到外界的帮助,但真正帮助你渡过逆境的,是你个人精神意志和心智上的坚持。所以,朋友是为使你的生活更精彩,而非解救你逃出悲惨生活而存在的。
交友是一种精神慰藉、社交需求,因为朋友使我们自身完整。从这个角度讲,假如没有朋友,那我们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也是不完整的。
(采访|本刊记者 裴瑜)
拥有五老
口述|嘉御基金董事长兼创始人卫哲(微博)
闲暇时光,我会畅想自己人生将达到的最高境界——拥有五个“老”:老婆、老本儿、老窝、当个老师、有群老友。五“老”中,朋友于我是非常重要的。老婆,有一个就够,老窝和老本儿只要满足需求就好,唯有老友,讲求多多益善。
结交朋友,不应该有身份、地位、财富的区别,唯一的标准,应该是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现在是和平年代,很少会出现生死相酬的朋友,所以三教九流,只要有契合的价值观,都可以成为朋友。
我所崇尚的友情,要像涓涓溪流一般,经历时间的洗礼才慢慢汇聚成汪洋。这大概与我比较温吞的性格有关。我与马云(微博)的交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友情与爱情不一样,是逐渐积累而非热情炽烈的。所以,第一次见到马云,我只是被他对于互联网的认识所吸引。那是在2000年1月,我和马云共同受到哈佛商学院的邀请,去给学生讲课,那是我与马云第一次见面。讲台上的马云亲切又不失风趣:“一直以来,我都在申请成为哈佛的学生,无奈一直未能成行,造成的结果就是,现在我在台上演讲,而你们只能在台下听。”他演讲的精彩程度让我诧异,每隔一两分钟,听众就会报以热烈掌声。更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马云现场对电子商务蓝图的描绘。当时,马云满口的新名词、新概念让我如坠云雾,心中只是想着: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领先潮流的概念。
我觉得马云最为可贵的优点,在于他能够将许多非常优秀的人团结在一起。他从来不靠小恩小惠打动他人。他会非常“慷慨”的将自己的财富和时间与朋友分享。能真心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这一点,从马云的“花名”中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在阿里巴巴(微博),“侠客”文化非常盛行,其杭州总部被称为“光明顶”。马云非常喜欢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便号召全公司的人以小说人物为基础给自己取“花名”。他自称“风清扬”,其寓意为武功盖世却隐居世外,且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义薄云天。
仔细想来,能和马云成为好友,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注重长远战略的人,不会为短期效益蒙蔽。那时的马云很红,很多人围着他,想合作。面对这些,马云理智而冷静,对自己的人生有非常清醒的判断。
相识十余载,我在马云身上学到了很多,其中许多东西都被我运用到现在的事业中。例如,在阿里巴巴时,马云侧重战略,我侧重执行;但在新公司,我的职业位置发生了转换,开始侧重战略,另一位合伙人则偏重执行。在这一点上,几年合作中马云潜移默化带给我的影响,让我受益匪浅。再例如,我以前都是加入其他公司,公司的文化是既有的,我需要做的只是适应和改善公司的文化。而当我成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我深感企业文化的重要。于是公司成立之初,我就着手企业文化的思考与实践,更延续阿里巴巴的“新商业文明”为我用。
前段时间,我刚给自己过完了41岁生日。生日会上,我邀请了自己每个阶段的1-2位朋友:从中学到大学,从万国证券到普华永道,从东方证券到百安居,再从阿里巴巴到现在嘉御基金。老朋友齐聚一堂,酸甜苦辣涌上心头,让人感慨万千。在我工作的头15年,非常避讳和事业中的伙伴成为朋友,认为这会影响对工作的判断。万国证券、普华永道、百安居的同事,都是在我离开之后与我成为了朋友。但是,从阿里巴巴开始,同事和朋友之间的界限在我的概念中开始慢慢模糊。我唯一要注意的是,要公私分明,不让朋友和事业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