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馆昏黄的灯光下，赵勇(化名)象变戏法一样，从一个小小的卡包中拿出六、七张五颜六色的预付卡，并把它们在桌面上依次排开。“就是它们差点毁了我们这个行业！”举起其中一张印有“中银通支付”、“银通卡”字样的卡片晃了晃，赵勇，这位预付卡行业中颇有地位的大佬低声说道，语调中依旧难掩激动。当被问及这些卡区别于各种普通商业预付卡的特征时，赵勇用手指轻轻点向这些卡片右下方的银联三色标志。

　　在赵看来，这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小菱形标识，却似一只令人生畏的触手，借助其母体银联的巨大能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彻底搅动了整个预付卡行业，带有银联标志的各类预付卡甚至在鼎盛时期一度占领了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多用途预付卡市场的半壁江山。据多位预付卡业内人士保守估计，银联标识预付卡撬动资金仅2011年全年即超百亿人民币。

　　“同行是冤家”的俚俗，使赵勇对所谓“‘银联系’预付卡”的抨击，或因利益纠葛而令人怀疑。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除了不能直接取现，“银联系”预付卡不记名、任意银联POS机均可消费、卡内金额可按购卡人意愿充值的几大优势，让只能在签约商户中使用且面额千元以上即须实名的普通商业预付卡“难以招架”。更何况，“银联系”预付卡还具备购买时可开发票、消费时还可再开发票这样的双重发票“撒手锏”。

　　然而，与银联标识预付卡“强大”功能如影随形的，则是这类预付卡所衍生的沉淀资金安全性、偷逃税款、变相洗钱乃至助长腐败贿赂等一系列金融及社会问题。“不记名的银联标识预付卡可以自定金额，每逢年节之前，买大额卡的都不少，这个肯定不是给员工当福利的，主要是送礼比较安全方便。”一位曾参与售卖“‘银联系’预付卡”的杨姓人士如是说。

　　也鉴于此，央行及有关部委也在过去两年间数度出手，对第三方发卡机构及部分银行发行银联标识预付卡的行为进行整顿规范。可连番打击之下，银联标识预付卡却屡屡死灰复燃。“连央 行出台的整顿规定也成了卖卡人大搞饥饿营销的素材。”

　　最后的疯狂

　　“带银联标识的预付卡，银联的POS机都能刷，而且不记名，卡内金额由你定，还能开两遍发票，送领导很好用的。但现在还能拿到的就只有乌 鲁木齐商业银行发的雪莲通卡，而且这个卡五一之后可能也要实名了，所以你要买就抓紧。”一位专门从事银联标识预付卡销售代理业务的沪上人士如是推销道。

　　据这位销售人员介绍，银联标识预付卡主要有三类，其一是由第三方发卡机构发行的，卡面上有银联标识但没有任何银行标志的多用途预付卡，这种预付卡的主要代表就是由中银通支付商务有限公司发行的银通卡及其衍生的大众银通卡、中铁银通卡。其二则是由银行发行的、不记名不挂失、卡背附有使用密码的多用途预付卡。雪莲通卡、深发展公益预付卡、杭州银行乐通卡则均属此类预付卡的典型代表。第三类则是第三方发卡机构和银行联合发行的银联标识预付卡。最为典型的便是渤海易生(微博)商务服务公司与光大银行(微博)联合发行的光大易生阳光旅游卡。

　　“后来监管越来越严，第一类和第三类预付卡都没怎么发了，银行发的卡也只有雪莲通卡还能大量拿到新卡。”该销售人员表示，“所谓物以稀为贵，原本节假日就是送礼需求大的时候，加上以后可能不好买了，所以这个五一前，银联预付卡的销售数量和卡内充值金额肯定都会猛涨。”

　　另一位在上海地区兜售银联标识预付卡的代理商丁力(化名)则表示，春节前的一个月内上海地区包括中银通、雪莲通卡在内的各种银联标识预付卡销售总金额大约为1.3亿元，“受到五一后实名制的影响，五一假期前的当月，雪莲通卡的总销售金额可望与之持平。”当被问及现在购卡金额上限是多少时，这位人士回应称，只要金额在两亿元以内，卡数在5万张以内，就完全能保证在五一禁令实施前拿到。

　　而一位在北京从事同样业务的人士却表示，雪莲通卡的最大市场还是在北京地区。“平时雪莲通卡单月销售额大概2000万上下，节假日前那个月可以到3000万至3800万。按照我目前了解的订购量，四月份雪莲通卡购卡金额过3500万不成问题，如果加上东北、华北其他省区的订购量，再翻一倍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此，前述曾参与代理销售银联标识预付卡的杨姓人士表示，由于购买预付卡的资金不会给购卡者产生任何孳息，因此购买预付卡的企业一般是“需要送多少就买多少”，基本不会出现购买后囤积卡片的消息。“但这次我原来的不少同行都拼命强调央行有规定，五一后买不了不记名的银联预付卡，倒也确实唬到了不少企业多备点，等端午、中秋用。”

　　该人士同时表示，在银联标识预付卡的销售上，作为全国最主要的两大市场，京沪两地代理商一直在明争暗斗，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销售金额。“虽说在‘大限将至’这样的热炒下，五一节前当月销售额可能较平时有六到七成的涨幅，但由于只有雪莲通卡这一个卡种，因此京沪两地加起来5000万就顶天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银联标识预付卡大规模进入预付卡市场是在2009年12月中旬，彼时中银通公司推出了其首张银联标准预付费卡“银通卡”。2010年6月，光大易生阳光旅游卡进入市场。而当年9月深发展银行公益支付卡的问世，则标志着国内银联标识预付卡的几大逐利卡种悉数登场。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各类银联标识预付卡的销售总额由2010年三季度的近2亿元迅速剧增至2012年初的200多亿元，单月销售量也由2010年年初的1000多万元达到2011年全盛时期的20多亿元。

　　不过随着央行始终未向中银通公司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并在2012年1月出台《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预付卡和电子现金的通知》，叫停商业银行不记名商业预付卡业务，银联标识预付卡的单月销售金额也迅速回落至单月2000万元以内。

　　备付金“黑箱”

　　在预付卡行业中，卡内资金的安全性一直是购卡者最为关注的焦点，而这也成为了销售人员兜售银联标识预付卡的另一“卖点”—大多数销售人员都反复强调，除了银通卡，其余银联标识的预付卡都是由银行独立或与第三方机构联合发行的，资金全部在银行，有中国银联和银行双重信用担保，毫无风险。不过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以五一前仍有大量销售的雪莲通卡为例，其名义上的发卡行乌 鲁木齐商业银行就表示，该行“只负责雪莲通卡卡片的制作，但不负责卡片的销售与充值”，而具体负责雪莲通卡市场销售的则是一家名为“上海迪娜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迪娜科技’)”的企业。京沪两地多位雪莲通卡的销售人员也证实，他们其实正是这家迪娜科技的授权代理商。

　　而迪娜科技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称，该公司确实曾出售过雪莲通卡，但“很早就不卖了”，至于有售卡者声称是迪娜科技的代理，她表示“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不清楚这些人手里的雪莲通卡是哪里来的”。

　　而根据售卡代理商介绍的一般交易流程，购卡人首先要和负责售卡的代理商确定购卡张数以及各张卡内的金额，“例如5万元的10张、1万元的20张、5000元的100张”。随后，购卡人与售卡人以订立合同或由代理商出具相应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交易，同时将购卡款以现金或转账形式交付售卡的代理商，代理商则将已经按要求充值完毕的雪莲通卡交给购卡人。

　　可是对于随后的购卡资金周转过程及最终去向，售卡链条上各方的说法同样含混不清。

　　前述上海的售卡者就表示，购卡者将现金先转到他所在的代理公司户头，然后次日再由代理公司转到迪娜科技在乌 鲁木齐商业银行的银行账户上。一位北京地区的售卡者却又表示，其实资金是先由购卡者直接汇入迪娜科技在多家银行开设的任意一个账户，次日再从迪娜科技的账户转入由乌 鲁木齐商业银行监管的专门账户，但这个账户是不是迪娜科技的，他并不清楚。

　　而乌 鲁木齐商业银行则仅证实，购买雪莲通卡的资金最终将存放在该行的账户上，并由该行监管，并且每一张雪莲通卡的卡号都对应有特定户头，但不便对外透露包括户主信息在内的账户相关信息。乌  鲁木齐商业银行还表示，资金转入该行后，雪莲通卡卡内的消费额度才可被激活。

　　对此，前述杨姓人士就指称，由银行发行的银联标识预付卡，其最终的购卡资金实际上处于一个无人知晓的“黑箱”状态。“就连迪娜科技也不一定清楚，这些资金的户头究竟是用什么名义开的。”杨姓人士表示，“购卡人和售卡的代理商其实只能通过ATM机查询卡内资金余额，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资金的实际去向。”

　　一位银行业内部人士则表示，根据业内惯例，这种由银行发行银联标识预付卡所引致的购卡资金一般是归入银行专户进行管理，银行通常会在报表中将这部分资金以存款形式加以表现。对这部分资金如何使用，各家银行“没有一定之规”。他称，根据央行规定，非银行的发卡机构需要将售卡所得的备付金存放于第三方银行，但如果银行自己就是发卡机构，那么存放于银行的备付金“实际上可用于更多元化的用途，而不是仅仅获得存款的利息收入”。

　　这位业内人士同时也指出，在银联标识预付卡的资金流动过程中，银联仅仅是单纯的清算机构，“并不需要对资金的安全性承担任何信用风险”。

　　“银行发行银联标识预付卡，银联在其中最大的利益还是在于卡交易时的清算费用。银联标识预付卡在消费时和银行的借记卡几乎没有区别，都要向银联缴纳一定的清算费用。”前述杨姓人士表示，“像其他第三方机构或者零售集团发的卡，走的是自己的清算网络，银联没有任何收益。”

　　按照现行收费标准，线下POS机交易中，银联能获得单笔交易千分之一的网络服务费。而基于银联标识预付卡上百亿的资金沉淀量，银联能从中获得清算收入虽不算多，却也不必增加任何新的成本，可谓“一本万利”。

　　灰色的默契

　　和大多数售卖银联标识预付卡的的代理商一样，丁力(化名)非常乐于炫耀自己和众多大型国企、事业单位乃至一些政府要害部门依靠预付卡买卖而建立起的熟络关系。他亦毫不掩饰地声称，作为他的“大主顾”，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以及国企所购买的预付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用来拉关系的”，而在这件事上，他卖出的预付卡“从未出过娄子”。

　　“银联标识的预付卡首先是不记名，无论是你送人还是‘客户’用，都毫无风险，第二是金额可以定制。”丁力表示，“最重要的是，银联标识的预付卡只要有银联POS机都可以刷，就是电子现金，这是‘客户’最喜欢的地方。假如送别的卡，要用还必须到签约商户，这种礼物‘客户’怎么可能喜欢。”

　　而据其他多位代理商证实，单张两万元以上的预付卡购卡金额约能占到整个银联标识预付卡平时单月购卡金额的10%至15%，在节日前的高峰期，这一比例可升至接近20%，而这种金额的预付卡大多数都被用于礼品赠送。

　　一位代理商称，由于雪莲通卡购卡后卡内金额只能以每天五千元的速度激活，单张两万元以上的大额预付卡，其卡内金额要达到全部可用，至少需要4天时间。为此，他也曾经历过购卡人时间计算错误，在送卡时卡内还有一半资金不能使用，随后这张卡被‘客户’退回的“尴尬”。

　　购卡者与售卡者所达成的灰色默契，不仅仅存在于大额银联标识预付卡的实际用途，更体现在利用银联标识预付卡开具双重发票偷逃税款。而这种双重发票在被代理商捧为银联标识预付卡“独门秘笈”的同时，亦令中国银联直接卷入关于此类预付卡所引发的非议中。

　　“银联标识预付卡的双重发票，主要是购卡时，代理商可以为购卡者开出多种名目的发票，而在持卡人消费时，还可以利用刷卡后的收据，再就消费行为开出发票。而个中奥妙就在于这类预付卡的银联背景上。”前述杨姓人士指，“一般预付卡消费时，出现的收据大都会显示出消费是由某一类型预付卡完成，商家一看就知道是购卡时开过发票了。但是银联标识预付卡在银联POS机上消费后出现的收据，和一般借记卡刷卡后的收据几乎完全一致，都显示是银联银行卡的刷卡凭证，商家看到后当然可以再开一次发票。”

　　对此，一位北京税务系统人士表示，如果上述偷逃税款的行为真实存在，在查处上“确实存在较大难度”，“因为预付卡开出的银联收据确实是真的，商家也无从分辨，开出发票也是合法的”。

　　不仅如此，丁力等代理商也证实，在购卡时，代理商们也能为购卡者开出会务费、咨询费、培训费、信息数据服务费、考察费、技术维护费、医疗维护费、营销策划费、维护费、管理费、开票费、代理费、市场信息服务费、保管费、服务费等多项常见的发票，“方便报销”。

　　前述税务征管人员也指，要解决双重发票问题，关键还是在于银联。“双重发票本来就是银联在银联标准卡管理上出现的制度漏洞，如果银联不能区分开预付卡与借记卡的刷卡收据，那么税务部门也没法查。”

　　更有甚者，银联标识预付卡干脆已开拓出一块以避税为出发点的全新市场需求。多位代理商就表示，已有不少企业将购买银联标识预付卡与利用专业“黄牛”进行POS机套现集合起来，一旦当月新增利润较多，就突击购买银联标识预付卡以增加开支，随后再利用POS机套现，从而形成完整的利润转移避税链条。而据上述代理商估算，基于避税目的购买银联标识预付卡的单月金额，最高可达12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