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我们的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告终结。我最近拜访了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

　　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长的1.3倍，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此时，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种菜养猪、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

　　要渡过当前的难关，需要做的应该是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加强产权的保护。否则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险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话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它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制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也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创新。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近年来国内就发生过多次侵权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地运行，产权纠纷的界定往往因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第三，在加强征管的政策背景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类竞赛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定了日益繁琐的管理方法。为了生存或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政府打交道。我非常赞同企业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国内目前财富资源分配状况在不断恶化，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国内各种因为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让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

　　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