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邹恒甫在微博上火力四射，几乎将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骂了一遍。他还不忘揶揄一把：叶檀不是经济学家，只是财经评论员。

邹恒甫与叶檀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前者在全球经济学学术圈子里堪称资深华人学者，但在国内媒体上却鲜闻其声；后者连经济学的学历都没有，却俨然成为时下曝光率最高的“经济专家”。

邹恒甫对叶檀的揶揄，其实恰好说明了邹“羡慕嫉妒恨”的心态。这也不难理解：古人云，人生在世，名利二字。经济学在中国可谓“显学”，经济学家堪称曝光率最高的学者群体，而曝光率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的“身价”。某经济学家出场费据称高达20万元。同时，名气还意味着更多的“商机”：担任独董。一人身为4位独立董事的在中国有123人，其中不少是学者。

邹恒甫有他“说三道四”的资本：北大一级经济学教授、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据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名嘴郎咸平都曾担任邹恒甫的研究助手。在Ideas/RePec全球32000名经济学家中排到第191名。而历史学博士出身的叶檀可谓“旁门左道”。

究竟如何衡量学者的价值？在笔者看来，一个学者有两种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容易量化，通常以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次数为指标。社会价值难以量化，主要体现为政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学术价值一般都是正数，但社会价值有时为负数，例如从来不乏有人为求“进宫对昭”而牺牲独立与尊严。

能同时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有所建树的人屈指可数。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成为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也对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凯恩斯还是参与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案设计的主要人物之一。更多人属于“偏废型”，例如，“吴市场”、“厉股份”虽然没有一篇论文能跻身全球顶尖学术期刊，但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影响力是绝大多数海归精英们难望其项背的。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为国际经济学理论“添砖加瓦”，而在于把一些朴素的经济学原理转化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许小年虽政策影响力不大，但他对纠正公众错误认知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而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也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创新。

还有一类属于“学究型”。现代大学论文考核机制下，大量学者醉心于对各种模型演绎，生产出大量“顶尖期刊论文”，但却无人问津，成为只有圈子里的人相互“激赏”的象牙塔游戏。如果你问他这篇论文的社会价值是什么，估计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领导力大师Warren　Bennis于2002年发表的《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很早就警告了商学院日益“偏离实体经济需求”的危险。在他看来，很多教授沉迷于撰写没有几个人读得懂的晦涩论文，而忘记了商学院的真正使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即使凭借顶尖论文能在美国一流大学混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这种“向上弱智化”其实是件很悲哀的事情。

学术价值比较容易追求，只要IQ正常、足够努力。但社会价值才是考验学者的功力的试金石，要么你能像弗里德曼那样开创一个学派，要么你能像吴敬琏一样以智慧、经验和影响力去改造社会。仅因为论文有了国际排名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比央企进了世界500强就以为成了“世界一流公司”更为可笑。

邹恒甫大可不必火力四射，应多想想如何以学术功力去“经世致用”。对叶檀，我们也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毕竟人家从没自称过是“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