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

　　著名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高非国有企业的比重，能够达到增强促进经济发展供给力量的目的。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中国通胀数据显示，2012年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2%，创29个月来新低。与之相对照，全国生产品价格指数(PPI)负增长2.1%。作为CPI的先行指标，PPI同比涨幅已经连续第11个月回落，并且连续4个月进入负值空间。一些经济专业人士认为，如果CPI仍按目前的速度下滑，那么中国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通缩的风险。

　　《新领军》：目前通缩言论纷纷，中国经济是否真正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呢？判断通缩的标准是什么？

　　李佐军：我认为，现在说进入通缩，言之过早。因为中国经济刚刚从通货膨胀的状态走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还要看整体经济运行的情况。所谓“通缩”，是指当市场上流通货币减少，导致人们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影响物价下跌，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就是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导致物价、工资、利率、粮食、能源等各类价格持续下跌。

　　确切说，如果经济未来持续往下走，需求不断下降，CPI、PPI持续走低，是有可能存在通货紧缩的危险，但目前还要观察几个月。中央刚刚出台稳增长的措施，下半年的经济有可能出现反弹，货币的需求可能增加，信贷投放往上走。

　　目前，由于CPI依然还是正数，因此也不能判断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缩。这里要把握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近年来一旦出现经济变化，很多人过于着急，立马出台相应政策；有时候，政策要稳定一段时间，过早地谈通缩，政策可能马上又出现反方向的变化，所以判断通缩是否要谨慎，要给予一个观察的时间。

　　判断通缩，也要看多个指标配套的情况，仅仅一个指标是不够的，除了CPI、PPI两个价格指数之外，还要看货币发行、利息变化、企业盈利状况等等。

　　《新领军》：有关学者表示，紧缩比通胀难治理得多，几乎无药可救。上次中国经济紧缩是1997年开始的，2003年才结束，结束的原因是SARS非典。果真如此严重吗？

　　李佐军：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中西方的体制不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不一样，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也不太赞成1997年到2003年之间是通缩时期，通缩和紧缩不是一回事，经济总有高潮、低潮，某些年份表现出通缩的特征，只能说经济增长比较低的时期。

　　《新领军》：中国目前处于通缩的初期，通缩的初期和中期物价会快速下跌，上市公司的盈利同样快速下滑，经济严重恶化，所以股市一定是下跌的。你认为通缩对股市有怎样的影响？

　　李佐军：中国的股市不能按照现在的宏观形势判断，它受政策、国际国内形势等多方面变化的影响。个人判断，现在股市最坏的时期还没过去，因为中国经济最坏的时期还没到来，所以股市现在虽然很低迷，但不是已经到底。

　　股市主要是对未来的预期，目前企业的盈利在下降，市场的信心不足，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国内经济继续下行之中，股市低迷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新领军》：目前，国内市场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消费如何走出持续低迷的状态？

　　李佐军：投资低迷主要是投资效益问题。目前投资效益不理想，回报率不高，尤其是民间投资，因为未来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不高，包括央企、国企的状况也不乐观，使得投资者感到未来的预期不明朗，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

　　在政府投资方面，由于正在出台“稳增长”措施，基础设施的投资还要继续，但投资的力度和强度相比往年要小很多，也存在过剩和风险的问题。所以，两股力量都在萎缩，投资下滑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要转变，高投资拉动经济高增长，是必须改变的方向。

　　在提振消费方面，核心是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扩大内需取决于深层次制度变革。到现在为止，内需还是拉不动，因为扩大内需必须要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消费，要解决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问题。其中收入问题依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既得利益格局调整的难题，因此扩大内需取决于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变革，而这些变革需要时间。

　　《新领军》：目前，学界纷纷预测银根将进一步放松。未来几个月CPI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下滑至2%的下方，市场流动性仍较为紧张。如果通缩持续，你认为央行将有何动作？

　　李佐军：货币政策最主要的方向是稳健。因为货币政策是一份社会契约，其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社会发展，而是维护社会稳定。利用货币政策拯救经济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认为货币政策下一步要回归到中性，相对稳定下来，同时采取其他的政策工具来实现“稳增长、促发展”的效果。

　　目前，因为减税政策和制度改革两者短时期难以实现，同时又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为了遏制过快下滑的趋势，相对立刻见效、立竿见影的措施，当然就是适度放松银根。

　　《新领军》：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通缩的问题，如何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如何从根本上使中国经济走出迷坛？

　　李佐军：根本措施，还是要实现经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仅仅依赖“三驾马车”的驱动，已经到了矛盾的临界点，副作用也很大，现在已经验证。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要靠扩大供给的三大发动机。一是制度变革(体制机制改革)，二是要素升级(技术进步、信息化等)，三是结构优化(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等)。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增加企业的数量、质量和企业的活力。企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组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企业数量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越大。在同样企业数量下，规模较大的企业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就越大。

　　而企业质量，包括企业产权的清晰程度、产权结构的合理程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合理程度、组织结构的合理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若某个企业的质量越高，则其生产经营效率越高，竞争力越强。质量高的企业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就越大。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许多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质量较低，而大多数中小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质量较高。因此，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高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也能达到增强促进经济发展供给力量的目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人力资本、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