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中国就触碰到了人均GDP7000美元的“魔幻数字”，如今减速的命运真的来了。想摆脱吗？出路只能是三选一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紧接着的问题自然是：中国何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的预测，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

　　许多国际组织和投资银行都做过类似的预测，像这样的乐观预测也不胜枚举，只不过，各种预测有的依据按照汇率计算的GDP，有的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因此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上有早有晚。

　　东亚衰盛史

　　中国能否按照这些研究预期的方向和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超出了通常按照经济规模进行排位的意义，即关系到中国最终能否完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由盛变衰，再由衰至盛的奇迹。

　　世界银行(微博)对东亚地区有着颇高的期待，称之为“东亚任务”，即期冀该地区保持其既有的、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于2025年在经济总量上占到世界的40%。这样，东亚就能重现其历史上的辉煌—1820年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就是40%。鉴于中国经济总规模和增量的贡献率，对东亚的这个期待，更像是对中国的期待。

　　世界经济史学的最新进展，表现为一个共识：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衍生地区在科技和经济继而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非从来如此。

　　迄今为止，能够得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可，并广泛引用的长期国别历史数据，特别是现代统计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水平的数据，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系统地整理并公之于众的。我们也使用这套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由盛至衰、再由衰至盛的曲折反复。

　　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言，中国人均收入所达到的最高点是1500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而中国经济总规模的最高点则是1820年，创造了世界全部GDP的近1/3。同时，这张图也以其宏大的跨度，显示了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再是一个倒U型曲线的变化，而将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前期呈现出的趋势接续起来观察，已经呈现出一个N字型的变化轨迹，即自19世纪以后的衰落，再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的宏伟复兴。

　　中国在30余年的时间里，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证明了只要选对了道路，即坚持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赶超。

　　减速的临界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的是日本。然而，不久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最终失去了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直至2010年，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的人均GDP仅为4382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国遭遇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或者更久，与日本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收入水平上的徘徊不同，中国则会成为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典型案例。

　　于是在一片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叫好声中，开始出现一系列以预测中国减速为目的，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减速的比较研究。

　　一项研究来自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他们根据世界经济史发现，在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一个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减速。而这个减速的拐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这些作者从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发现，过去100年间有40个经济体达到7000美元这个人均GDP拐点，其中31个经济体在拐点之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按照相同的口径，2008年中国达到7000美元这个“魔幻数字”，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和80年代末的韩国。而这两个经济体在类似拐点之后，经济增长率都有所减缓。

　　鉴于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放缓、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开始走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缩小等等，因此，在这个研究团队看来，既然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既往“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则决定了它的经济增长减速在所难免。

　　不过，这项研究的结论并不那么悲观，而是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性和机会，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使得中国的减速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突然和急剧，而是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持续期内逐渐完成。与此同时，在这个过渡期内，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以及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因素的构成等方面的调整将加剧，给中国以足够的时间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另外一项研究在数据分析上进行得更加深入一些，由艾辰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几位学者所完成。这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何时——即怎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减速，以及对中国的比照意义。他们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美元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幅度为2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率。

　　笔者估计，如果保持9%的GDP年均增长率，2015年的中国就符合了这个口径的17000美元的条件。再加上作者所罗列的诸多经济增长中的隐患和不可持续因素，他们警告届时中国将有70%的可能性遵循这个减速规律。不过，正如有些投资经济学家所做的评论指出，这个70%的减速2个百分点的概率——即1.4个百分点，对于一个长期保持9%－10%的增长率的经济来说，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担忧。实际上，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确定的2011年－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在国家财力充足和就业压力减缓的新形势下，这个增长速度反而是更加可持续的。

　　人口老龄化也被看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减慢及至绝对数量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不再提高，而是趋于下降。相应地，经济增长开始丧失表现为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人口红利的支撑。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就迅速提高了。这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

　　按照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382美元。而将其折算成前述两项研究中的减速基准点(分别为7000美元和17000美元)的话，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的话，则大约为8700美元或更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期间。此外，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9%，也已经十分接近于日本于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开始时的老龄化水平了。在大约与“十二五”时期重合的几年内(2011－2015)，中国就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

　　当然，经济史显示的经验终究是一种概率现象，对未来的预测毕竟也不等于现实。前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既没有断言中国经济必然发生最悲观的情景，也不意味着在其存在乐观情景的条件下，我们尽可以放宽心了。

　　可能的三种道路

　　国际经验显示，以本文所述的必然发生减速的发展阶段为分水岭，一个国家面临着三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是欧洲、北美的前景，即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像新兴经济体那样快，但是，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继续推进，具有很高的增长质量。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从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良好的教育系统、研究与开发高投入、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内需程度以及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创新力的能力等方面，对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结果表明，排在前10名的，除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之外，全部为欧洲和北美国家。

　　对中国来说，如果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依赖型到生产率提高驱动型的转变，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了，但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可以得到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和谐，完全可以在预定的时间表内，分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

　　第二种命运可以日本作为参照。日本在1990年以后，在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停滞，虽然人均收入仍处于较高水平，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创新能力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排名不再对称。例如，在“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日本为第20名，远远落后于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这表明，一个国家固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借鉴和模仿加快其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的速度，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创新能力。

　　与日本不同，中国刚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创新能力虽然迅速提升，但是，在总体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巨大，要跻身高水平国家的行列，中国尚有很长的路途要走。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一旦陷入经济停滞的状况，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日本。

　　第三种命运以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为代表。虽然这些经济体较早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蛋糕不能继续做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分享效应日益弱化，在缺乏良好、有效制度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即富人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获得较大的蛋糕份额，就会导致收入和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政治家一次次做出改善收入状况的承诺，却因经济增长处于停滞而难以兑现，从而在政治上陷入民粹主义政策困境。贫富对立导致经常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国家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虽然经济学家已有的共识是，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但是，收入分配改善归根结底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无论是拉丁美洲的经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总体提高，有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例如，在21世纪前10年，巴西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取得较好绩效，相应地，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也有明显的降低。而美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低垂的果子”被摘尽之后，经济增长比以前显著减缓，居民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有着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更大的基尼系数。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分享型的，虽然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不满，但在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尚可容忍。然而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使得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强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则难免陷入拉美困境之中。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以一个较低的GDP增长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速度的准备。中央政府建议在“十二五”时期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比“十一五”时期的这项指标进一步降低0.5个百分点。对此，许多人表示不尽理解。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的五年计划(规划)中，无论是作为指令性指标还是作为建议性或预期性指标，通常都不高于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规定。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执行结果，最终都是实际增长速度快于规划目标。

　　显然，仅仅用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并不能改变政府的速度偏好和追求高速度行为。于是“十二五”规划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这一时期发展的主线，即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生产率提高，把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力从出口和投资转向国内消费需求，把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如果真正能够实现这个转变，或者在这个调整方向上有实质性进展，在政府财力充足和就业压力减小的条件下，相对低一些的增长速度，反而是更加符合发展阶段要求和更加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