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清晨六七点钟光景，薄薄的雾霭笼罩着稻田。陆根松骑着他的摩托车绕着横港村开上一圈，看到死猪就往车上一搭。村里的路上不时有人路过，少有人愿意和陆根松打招呼。

　　这一天是3月18日。自从上海媒体报道了黄浦江上的死猪或来自嘉兴后，舆论压力一点一点传导到离上海市松江区横潦泾(发现死猪的地方)70公里以外的横港村，路边的死猪比前阵子少了些，农户开始把猪放到集中收置点，不再散乱扔在路边。

　　过去，“横猪遍野”的情况，入冬以后就是当地一景，陆根松每天可以收到40-50头死猪，这其中多以仔猪为主。

　　与陆根松在陆地上收死猪异曲同工的是，在水路上，这半个月来也有一批人起早贪黑地捞死猪，他们来自政府。上海市环卫部门每天下午17时就会利用微博公布当天的打捞数字。从3月13日起，数据发布已经成为例行公事。颇为微妙的是数据从不涉及“总和”，仅说明当天的具体数字。

　　截止到3月20日，从黄浦江中又打捞起死猪231具，累计达到10395具。从3月7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黄浦江中死猪的照片，到如今打捞数量过万，前后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这些关键词组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中国之谜。

　　一家外媒在头版头条位置做了设问：“请你来猜个谜：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里发现了2813头死猪，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在舆论压力下，问责的矛头首先指向嘉兴等地地方政府。但记者实地调查数日发现，上万头死猪可以沿江漂流数日的故事好比一出中国版的“罗生门”，其答案之复杂超乎想象。

　　收猪的人哪去了

　　陆根松就是加速运转的政府机器在基层的一个小小触手，他被告知必须在清晨、中午、晚间三次巡视横港村——这个有着1200户农民的村子。在往日里，一般情况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时候等着农民打电话叫他过去，收死猪。

　　这份工作对陆根松犹如鸡肋，和死猪打交道，村里人都不愿意靠近他，感觉晦气。薪水开1500元一个月，他说，自己若不是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绝对不会接下这个活。

　　横港村所在的新丰镇，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属10个村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对口负责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张贴在防疫站布告栏的显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员”的陆根松却不记得自己实质性地收过死猪。之前，虽然有这个设置，养猪户们并不需要他们“出马”，死猪有另外的通道消纳。

　　当然，这个通道并非通向黄浦江，而是通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发现猪死掉后，农民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块钱的价格来处理，这样多多少少有点收益。

　　处理成年大猪是个麻烦事，村里人请陆根松收“大死猪”，每头猪需要加收50元，一个人搞不定很重的猪，钱主要是付给陆根松请来的帮手，以及搬运时租车的费用。一头大猪死掉后做无害化处理，农民不仅毫无收益，反倒要往里贴钱。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镇上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对记者表示，“死猪会用小面包往上海运，比较容易伪装，用木板在后面打上隔层，一车能拉七八头，一般不会有事情，如果碰到检验检疫的人，干脆把车一扔，跑路。”

　　作为一座每年饲养量达到700多万头猪的城市，嘉兴死猪的消化途径与活猪的消化途径，一直以来像两条相互遥望的平行线，并行不悖，直到去年11月，严打来了。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或许可以揭开死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据悉，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微博]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

　　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是危害食品安全者所付出的最大违法成本，这极大地震撼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采访过程中，关于收死猪的话题，很多人对记者摆摆手，表示不会卖了，“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

　　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前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告诉《中国企业家》，就在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之前，当地农民还把死猪放在路边，黎明前三四点钟就会被捡走了，正规处理死猪的人，清早出来根本看不见死猪。

　　因此，当嘉兴死猪大面积漂浮在黄浦江上后，关于这些死猪来源的第一重猜测即是，原先死猪的贩售渠道被堵，只好抛弃在河里了事。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兽医处副处长王长江的否认，“如果你观察本次黄浦江死猪事件会发现，绝大部分是仔猪，这些仔猪死掉一般没有人收。因为也卖不出价钱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南辕北辙的漂流方向

　　因死猪销售不畅导致黄浦江万猪漂流的说法，引起了新丰镇百姓的反驳，“你看看我们的小河，它流动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漂到黄浦江里去了。”新丰镇防疫部门的一位干部反问记者。

　　嘉兴市是黄浦江的发源地，这里河网密布，主要河流22条，绵延3048公里。根据当地的水文资料，嘉兴河流的特征：坡地平缓、流量小、流速低，枯水期经常流速小于0.05m/s，甚至流速接近于零。冬天就是典型的“枯水”季节。

　　按照这一流速，新丰镇投下的死猪，“一切顺利”也要经过2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漂流到黄浦江上大面积出现的地点——松江区横潦泾，路程约70公里，这条水路曲折蜿蜒，途经多个船闸。

　　即便问新丰镇的农民，如何从水路驾船到黄浦江，也没有人答得上来，多数人觉得根本不通黄浦江，“我们这里水系和黄浦江通吗？只能通到海盐吧(嘉兴下属一个县)。”竹林村村民徐松林告诉记者。而海盐方向则涉及到另外一条大河——钱塘江，对于嘉兴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东北与南方。

　　因此，嘉兴上下觉得这次死猪事件全部由自己承担责任，多少有些冤枉。这毕竟不是李安主导的“少年派”奇幻漂流，而是数以万计的死猪。它们如何能从嘉兴出发，“整齐划一”地出现在黄浦江上？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多人认为，是上海本地猪农主导了万猪投江的场面。“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包含上海耳标的猪有多少数量，为什么近万头猪只公布了10多头耳标出自嘉兴。”前述防疫站人士反问记者。

　　仔猪出生后45天将会接种国家免费提供的三种疫苗：猪瘟疫苗、蓝耳病疫苗、口蹄疫疫苗。此后，如果仔猪出栏，被转运至其它地方饲养，将会戴上身份证——耳标。截至3月17日，上海方面一共向嘉兴提供了17个耳标。按照嘉兴市给《中国企业家》新闻通稿，嘉兴方面已经及时进行协查追溯，其中7个已查处到位，6个已立案调查，4个有待进一步查证。也就是说，万头死猪中明确来自嘉兴的目前仅为13头。

　　即便仔猪打了耳标，亦不能认定它在嘉兴本地被投入河中。作为仔猪出栏的标记，仔猪中相当一部分会转售其它地区养大。“因此，不能认定上海水域的死猪全部来源于嘉兴。”嘉兴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你最好做一个更为全面的调查。”

　　事实上，3月14日，网上就开始流传在上海本地，松江地区的梅林、五里塘、张姚等毗邻事发地附近的养猪基地，或为黄浦江抛猪事件的真正肇事者。15日，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就派了三组人马突袭上述三地。

　　调查发现：五里塘养猪场的土地已经复耕；梅林食品公司主要从外地引进猪肉原料，自己并不养猪；唯一在养猪的张姚猪场，已纳入浦东新区的无害化收集体系，每两天由统一收集人员上门收集，送至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

　　面对这些事实，嘉兴当地一位知情人表示，死猪并不来自规范的大型养殖场，主要是散落在江浙沪三省交界地的外来养猪户，这些以泔水来喂养仔猪的饲养点，一到冬天仔猪就会因为腹泻而出现大面积死亡。

　　为何会死掉一万头猪

　　关于吃泔水导致腹泻死亡的说法，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肖兵南表示并不可信，“喂泔水的农户一般都会煮一煮再喂，如果有问题，大猪小猪会一起腹泻，不会单单是小猪出问题。”

　　“黄浦江上不是第一回有死猪，只是今年的情况特别多，为什么之前这个事情没有引起关注呢？为什么十几头、几十头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过问呢？”前述防疫站人士反问记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明白猪周期。养猪有所谓“猪周期”，每三年一轮，一年赚、一年平、一年亏。2011年赚、2012年平、2013年亏。这是和农户猪苗投放的振荡变化有关。

　　历史总是相似，重温2010年3月的新闻标题，也许会对“猪周期”有形象的认识：14日《钱塘江4天捞百余头死猪 5年来最多一次》；18日《杭州钱塘江打捞出550头死猪》；21日《钱塘江死猪：并非大规模疫病所致》。上述标题均来自浙江当地新闻媒体彼时的报道，时间和事发情况与三年后的今天如出一辙，只是黄浦江换成了钱塘江。

　　冯永辉是中国生猪预警网的首席顾问，从去年10月开始，他通过各种渠道来呼吁农民减少生猪存栏量，并发布了《中国生猪市场监测预警报告》，让农户警惕猪周期中“亏”的这一年。

　　这份报告中称，“2013年生猪市场供需缺口将进一步缩小，并可能于春节后需求淡季来临后，逐渐转为供大于求，进入亏损。全年大部分时间猪价将保持在6.5-7.5元/斤，最低点可能出现在夏季的5-8月期间，亏损程度有可能触及-150元/头，亏损期达到6个月左右。全年最高点可能为2013年1月的阶段性拐点。”

　　冯永辉预测对了猪周期到来的时刻，甚至预测对了谷底为1月。但是，他没有预测到猪价跌到了更低的水平：5.6元/斤。周海林和记者掰着手指算，长1斤肉要买6.5元饲料，一头成猪200斤，光是饲料就得亏180元，还没有算其它成本。

　　母猪生出小猪来，对于农户就是负累，养得越大亏得越多。这种背景下，仔猪大面积死亡，已经无法分辨出“天灾”与“人祸”的界限。一头仔猪，它出生时如果事先不用稻草把猪圈铺好，就会冻死；如果出生后，猪圈里不开“浴霸”(一种让猪圈暖和起来的高瓦数灯泡)也会冻死；饲料省一点，改吃泔水，会导致腹泻而死。总之，农民没有积极性，不愿投入，没有耐心精心喂养时，死猪就会大面积发生。

　　嘉兴成为“众矢之的”并非没有道理，2012年嘉兴全市养猪734万头，涉及养猪户13万个，出栏规模50头以下的养殖户占89%。这里是长三角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但养殖集约化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以养猪比较集中的新丰镇为例，多数农户的养猪头数(以母猪计)为6-7头。规模在3000头的大型养殖户，全镇仅5户。

　　小、散、乱、差四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嘉兴养猪业。但是，这个产业并不容易通过市场自发的方式慢慢集中起来。“养猪在我们这里就像赌博一样，在好的年头，赚个几万块钱，差的年头，比如今年就赔个几万块钱。”横港村的一位村民周树林说。他表示，早年出现死猪是无人问津的。一扔了事或者低价出售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但上一个猪周期后，关于死猪的处理就有了明确的规定，抓得也越来越严。

　　坑猪到焚猪

　　死猪漂流引起的最大争议，除了事件本身的反常和诡异之外，人们追问最多的是，为何不能对之进行完全的无害化处理？

　　在横港村的田野里，陆根松领着记者来看这里的无害化处理点。类似这样的点全嘉兴市有573座，累计达4万立方米。以横港村无害化处理点为例，包括4个处理池，每个池子长宽高为6×4×4(m)，可以容纳死猪2000头，建设费用12万元，其中国家财政补贴4.8万元。

　　但这个处理点的处理能力已经不够，就在处理点的西边，原先村里堆猪粪的地方，巨大的挖掘机正在开挖第5个池子。“死猪到了冬天的时候就降解得很慢，非要到夏天才会更快点。”陆根松告诉记者。整个嘉兴市为无害化处理池建设已经投入了1312万元，2012年嘉兴市农林水事务经常性支出为12.88亿元，仅围绕死猪的相关投入已超过这一数额的1%。

　　不过，缺口仍然巨大，2012年嘉兴全部无害化处理点处理死猪32.56万头，这个数字放到嘉兴734万头的总量中，仅占到4.4%。

　　据王长江表示，生猪全流程(含仔猪出生后到成猪)死亡率国内达到20%，即便按照嘉兴官方渠道公布的10%的死亡率(很多仔猪运往外地长大)，亦有30多万头死猪在无害化处理渠道之外。

　　为了增加死猪处理能力，去年7月，嘉兴市已经决定在南湖、嘉善和海盐率先建设焚烧厂，而此次死猪事件无疑加速了焚烧厂的建设进程。新丰镇副镇长黄军透露，今年年内应该能建成，南湖区的焚烧厂应该就建在新丰镇，目前正在进行选址工作。

　　死猪连带着养猪产生的粪便，消毒用化学制剂、饲料等等，给嘉兴市带来巨大环境压力。“我们是猪房比住房多。”黄军对记者开玩笑表示。

　　在死猪事件发生后，嘉兴从市到村的四级班子，已经进入到高度紧张的状态。在3月11日-17日的一周时间，全市累计出动巡查人员53377人次、巡查水域面积63991公顷，排查养猪场130051次。包括黄军在内，都是长时间在办公室值守，取消节假日。

　　作为一个农业镇，新丰镇有两样出名：生猪和生姜。黄军表示，按照镇里的规划，下面要弃生猪，而就生姜。全镇生猪饲养25万头的规模，准备降到15万头，去掉五分之二。如果新丰镇的目标等比例扩大到整个嘉兴市，意味着该市每年将减少200万头生猪产出，直接产值减少约24亿元(按每斤猪肉6元计算)，对比嘉兴2012年2885亿元的GDP来说，这“24亿”裹挟着重大环境代价，舍弃也罢。

　　这是一次痛定思痛，但并非第一次“猪恸嘉兴”。早在2010年大规模死猪时间出现后，嘉兴即开始在“死猪”上投钱。新建无害化处理池，雇佣固定的无害化处理负责人。黄军庆幸投入得“早”，当全国媒体蜂拥来到嘉兴后，他们看到了完整的处理体系。嘉兴方面乐于传递这样的事实，死猪投江只是体系之外的“偶发事件”。

　　而在国家层面，2011年，农业部、财政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可领取80元每头的补贴，以鼓励养殖户对病死猪的无公害化处理。

　　一位农户表示，死猪深埋需要2米深的坑，非常费力和费时，多数养殖户也不愿意做。除此之外，焚烧所需的汽油和柴火都需养殖户准备。除了嫌无害化处理麻烦外，申请补助手续繁多、补助金发放周期较长以及各地实际实施情况有别，也导致许多养殖户并不能如数拿到这笔补贴。

　　上述农户表示，别说是死猪，2010年国家补贴养猪的款项(每头母猪100元)，他到2013年3月初才拿到，整整延宕2年多。但即便如此，农户也不愿意放弃养猪转而到厂里工作，“厂里每月2000块，养猪还自由些。”

　　如何让更多农民舍弃生猪选择生姜，黄军并无更多方法，一亩生姜产值1万元，种完后还能种一季稻子。既赚了钱，又果了腹。但谁能保证生姜的价格不出现波动呢？到时候，如果出现黄浦江上漂浮生姜的场面，会被人戏谑为“排骨汤”变“姜茶”吗？这些显然都是黄军们回答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