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内地)的钱来了，国际公司才会来。”站在香港太古广场港丽酒店露台，李小加随意指了下远方。

　　从这里望去，能看到毕打街。1850年左右，外国证券经纪人聚集在街边的钟楼下进行股票交易，形成了香港证券市场的雏形。距毕打街600米左右，就是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下称港交所)所在的中环交易广场。

　　李是港交所现任行政总裁，也是这家声名显赫的交易所历史上第一位有内地背景的掌门人，只是这个“第一”，挑战多于荣誉。他上任三年半以来，恰逢香港受失落气氛笼罩，长期经济低迷、陡然的心理落差，让崇尚勤奋、法治的香港人乱了方寸，而港交所的光辉岁月似乎也渐趋黯淡。今年2月27日，港交所举行年度业绩发布会，在此前一天已有分析机构预测其业绩按年下跌16%。当日一早，数十家媒体早早蹲守在交易所会议厅前，看到李小加出现的瞬间就围堵过来。提问环节，港媒问他为何年报发布却大段阐述与内地互联互通的长远问题时，李小加回答“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一语带过，随后他又补充“我不会谈5年、10年之后的事情”。

　　在此之前，港交所曾取得全球IPO集资金额三年连冠，这一桂冠如今被摘下。

　　3月17日，“两会”结束，次日是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恒生指数均大跌，股市波动令许多香港市场人士抱怨受内地拖累，更指责两年前李小加将港股与A股同步开市的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李小加之前的两任港交所行政总裁邝其志与周文耀，受到的好运气眷顾似乎更多一些。特别是周文耀任职期间，港交所于2006年成为超越新加坡交易所的全球最活跃市场，2007年成为全球期权最活跃市场。彼时港交所平均日成交金额在600亿港元以上，利润逐年大增。而李小加继任，正逢金融危机蔓延，港交所业绩增长不断下滑的2009年，港人寄希望李能延续高速增长神话，走出泥潭。

王国安代表香港证券经纪向李小加递交“抗议公开信”

　　如何联通内地，在李小加战略中贯穿始终，他自上任实行的一系列核心政策始终与内地紧密挂钩，而赴港上市的中资企业，也为港交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2009年7月，港交所成为全球市值最大交易所，其IPO融资额达2293亿港元，内地企业贡献了83%，2011年在联交所IPO的89家企业中，有51家内地企业。但2012年，受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内地赴港IPO企业数同比降18%。逐年降低的占比预示着，中资企业赴港上市已是强弩之末，红利即将耗尽，李小加必须为港交所与内地的关系找到新的定义。

　　是更加依赖中国内地，还是走国际化道路？这道选择题让李小加在香港成为争议性人物。三年来，李小加过于关注内地，而让港交所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的相关举措却不多，这令香港资本市场与当地媒体觉得与预期颇有不符。

　　虽然港交所2012年收购了拥有135年历史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但相较于暂时还未看到效益的商品平台，港人更希望李小加能带来更多国际元素。

　　“香港一直强调不要完全依靠中国内地发展，因为过于集中内地，你只能作为地区金融中心，香港一定要有国际背景，有国际投资者和发行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郑宏泰博士说。

在入乡随俗的一些细节上，港交所主席周松岗对李小加帮助很大

　　“内地化”与“国际化”的分歧在李小加看来或许根本就是个伪问题，他眼中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港交所未来战略是打造联通亚洲乃至全球金融生态圈，成为全球领先全能交易所，而这个圈子的核心，是中国。

　　“未来港交所的核心业务，股票业务、股票衍生品、定息产品及货币、商品通过与内地的联通进行横向的整合，变成覆盖市场需要的全方位产品及服务。每一个资产类别又通过产品、交易、结算环节的纵向价值链整合在港交所的平台上。”李小加表示，这四大目标支柱，每个都需要做到跟中国(内地)互联互通，才可使港交所进一步转化成更全面的平台。”

　　未来10年，香港资本市场要度过一个艰难的大时代，它将从中国内地企业首选的“海外集资中心”，转变为中国内地资本的“首要海外投资中心”乃至全球投资者与发行人首选的交易所。这是香港开埠以来，少有的定位逆转，历史选择李小加成为推动者之一，他也将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触动旧利益

　　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王国安，带领数百名群情激愤的证券经纪聚集在港交所门前，他们举着牌子高喊口号抗议，甚至有人打出了“李小加下课”的标语。

　　这是2011年7月的一幕，李小加一身黑西服，微笑着、挥手走到示威现场。他郑重接过了王国安递交给他的公开信，然后与其拥抱，接着他将收到的公开信高举，走进示威人群中与所有倒竖拇指的证券经纪一一握手。

　　矛盾起因来自李小加接掌港交所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即制定港交所《战略规划2010-2012》里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这让他经历了上任后最大一次信任危机。

　　理解不易，一位接近李小加的人士向本刊透露，尽管精通英语，但李小加在香港一直为粤语困扰，至今每次记者会上，对于粤语提问仍要通过翻译。改革触动旧利益时，李的困扰就不仅仅来自语言了。

　　在见证过多次金融风暴与股灾的港交所，类似抗议活动如同很快消失的小涟漪，不过它暴露出港人心中深藏已久的疑问：李小加来了，能做什么？

　　之所以看重与内地“互联互通”，是李小加基于本人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判断。2009年6月，李小加出任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此时形势与10年前不同，“风水轮流转”是香港市民经常形容两地经济强弱、货币硬软时的常用描述，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重新引入弹性，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元不断升值。2006年年末港元兑人民币汇率跌破1：1关口，最通俗的说法是人民币比港元更值钱了。

　　“一国两币，一升一跌造成的心理和经济上的影响，已使部分香港市民感到厌烦，甚至有点侵蚀香港市民和内地同胞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心理受内地消费主义抬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认为货币软硬可影响市民的心态。

　　当前除房地产和金融等少数行业利润还在上升外，其它香港大多数产业都停滞不前。

　　面对困境，港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说，全球重心东移，中国(内地)将出现新的发展大潮，这是香港的机遇。

　　李小加接掌港交所之后，战略核心是要把香港打造成前文所述的内地资本“首要海外投资中心”，李称之为香港资本市场和港交所第二次结构转型，第一次结构转型是1991年-2007年。

　　在这座国际金融城中，围绕港交所有太多利益纠葛，李小加想把内地资金引入，最先遭遇到的就是香港本地中小经纪的反对。

　　李自称非常尊重香港资本市场上这些早期耕耘者，但要想让内地资金来港投资，就必须让中国内地与香港市场硬件对口、软件兼容、系统互通、管控互动。事实上，市值1600亿港元的香港交易所，至2010年底其固定资产余额仅为3亿港元，大部分技术平台已基本折旧完毕。因此从2010年开始，港交所准备投资额20亿港元，对交易与信息系统升级换代，兴建新一代数据中心，开拓设备托管业务。

　　他认为，“硬件”基础与“软件”安全是交易所核心实力所在，甚至可以说影响生死存亡。表面看来，投资软、硬件是个好事，但一些市场人士却认为，高科技基础设施是港交所为了向大户倾斜，引进高频交易会损坏香港金融安全。

　　长期以来，香港证券市场交易时间在国际各主要交易所中属最短之列。尽管香港与内地同处一个时区，但两地市场交易时间仅有2小时重合，特别是开市时间不同。在他主导下，港交所决定自2011年3月初将早上开市时间提前，与内地同步，2012年3月又将下午开市时间与内地同步。

　　时间同步后，还要更方便内地资金来港。目前在中国内地外汇制度与证券监管制度下，内地投资人难以直接开立香港账户。于是港交所推出了“遥距交易所参与者制度”。该制度允许在香港以外的证券经纪，为当地投资者在香港交易所交易提供服务，此项改革措施架设了一条日后内地资金来港的飞桥。

　　这两项改革引来轩然大波。与内地时间同步，受到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香港本地中小经纪，尤其是经纪行一线员工，这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加重了负担。而针对“遥距”制度，本地经纪更担心让“过江龙”抢了饭碗。

　　更让老经纪们不满的是，李小加还改变了香港股市传统的“显名交易”制度。香港交易所在交易平台上会显示买方或卖方最多40个证券经纪身份，以及他们买卖的价格与数量。这种交易前显示证券经纪身份的做法在全球绝无仅有，是香港市场长期形成的惯例。

　　中小经纪咨询客户买卖时也常依靠这类信息帮助客户下单，许多散户投资者更习惯去查看经纪下单状况。一种规则存在了百余年，本身隐喻着有一定合理性，但李小加认为，该规则是建立在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上的“透明”，并非公平的“透明”。因此，港交所改革建议是交易前隐去买卖双方证券经纪身份。

　　这些措施引发了示威活动，随后李小加发表《论香港交易所市场改革措施》的“万言书”，文章详细阐述了港交所改革目的。事态暂时平息，但中小经纪们在市场中资格老，影响力较大，后来此事又有反复。2012年初，香港证券及期货从业员工会与李小加会面，要求港交所立即搁置第二阶段延长交易时段计划，工会同时将诉求反映给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梁凤仪。

　　李小加认为这些改革关系港交所生死存亡，他有自己的理由坚持。“过去港交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港交所在正确时间给内地带来了正确价值，现在无所准备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李小加对《中国企业家》表示，“而当前，在内地资本项提速开放的大环境下，内地逐步从资本输入向资本输出转变。这是香港资本市场第二次结构转型的历史机遇。”

　　“二次转型”并未得到多数港人理解，他们更看重的是如何把国际企业引到香港上市。不过，“国际化谈何容易？这些公司来香港只看重两条，一是中国的投资者来香港，二是借香港宣传它在中国的价值，要没有这两条，我们请也请不来。”知易行难，李小加对此有深刻体会。

港交所发展历程

　　派对中的角色转换

　　2013农历新年。正月初五开市，李小加当天在网志上放了他和港交所主席周松岗向证券交易员派发利是的照片，这种入乡随俗寓意着大吉大利，不过，他的一篇网志，却直面争议，题目为《我们是否过于专注中国》。

　　此文阐述了香港处于向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因中国发展需求不断演变，港交所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然而市场上有些声音质疑港交所未来三年战略过于专注中国。

　　事实上，这也是大部分香港资本市场人士心中的疑问。

　　“现在，内地已是‘派对’上必须出席的核心嘉宾，他来了，我们才能吸引并邀请到更多其他的客人。”李小加说。依他的说法，香港从来都是这个“派对”的主人，但现在更多的客人是冲中国内地来的。

　　此情此景与20年前恰恰相反。1990年代中国内地资金匮乏，只有一大堆渴望通过融资、改制改变命运的国有企业，他们急于加入“派对”。

　　彼时香港资本市场处于华资出场，英资离场的状态。《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不久，香港四家私人合伙制股票交易所之一“远东会”主席李福兆主导将其它三家合并。1986年，“四会合一”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成立。私人会员制的联交所一家垄断了香港股票发行且缺少政府监管，于是联交所受到指责“沦为一小撮人操控的私人会所”。1988年新年第二天，李福兆被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审批市申请时受贿名义被带走调查，后判入狱4年，香港脍炙人口的金融剧《大时代》里，心机深沉的华人交易所总裁陈万贤，据说原型就是李福兆。

　　1989年，港府先后成立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和证券、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资本市场进入了政府强势监管年代。

　　李小加并非“派对”概念创始人，最早将中国这位客人请到香港的是港交所首任主席，有香港股坛教父之称的李业广，他在1992年曾开创性提出“红筹”概念。

　　李业广方脸、戴一副大眼镜，为内地所熟知是他曾“上书”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打开国企赴H股上市大门，他也曾用看来“颠覆”的构想改写了港交所历史。

　　在交易所任职前，李曾是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据说他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曾担任长实集团多家上市公司董事，并且与香港众多家族企业都保持良好关系。坊间称其为地产家族代言人。不过事实上，正是他打破了香港资本市场地产股一边倒，其它行业上市资源枯竭的窘况。

　　对于李业广的主动邀请，中央政府反应积极。很快，他带领一个有投资银行、法律和会计构成的小组来到北京，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后来的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会面。不久朱镕基会见了李业广，会四种方言的李业广见到不苟言笑的朱镕基，开口就用上海话打招呼，朱镕基倍感亲切。

　　回忆当年，参与了早期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摩根大通亚洲区投资银行副主席方方告诉本刊：“李业广与朱镕基的会面解决了中国公司融资问题。当时中国内地用香港的监管、会计、审计、律师规范了企业经营运作，同时对香港而言，帮助香港资本市场从本土走出来，是一个一石三鸟的决策。”

　　1993年7月，青岛啤酒[微博]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H股上市公司。李业广通过“红筹架构”将内地工业制造类国企引入香港，打破了香港资本市场过度倚重地产业的流弊。不过当时中国企业赴港上市多局限于中型国有企业，因此还处于微弱力量，只是“派对”中一位普通嘉宾。

　　2000年以前，联交所一直是会员制交易所，共有570家会员单位，主要力量来自于香港家族企业。此时联交所意识到，交易所会员制由于利益冲突与集体决策效率低，导致交易所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竞争能力下降。于是2000年3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与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结算)合并成立香港交易所，并实现上市，港交所进入公众公司时代。

　　不久，中国证监会也顺应变化，取消对红筹上市境内审查程序，这一时期有大批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如借壳上市的国美电器[微博]、吸引了“股神”巴菲特投资的比亚迪。当时内地企业除了融资、规范公司外，还看重港股上市更为灵活方便，以及投资人国际化的特征。

　　对比亚迪而言，登陆H股市场并非唯一选择。比亚迪2002年提交的上市文件显示，其业绩完全符合登陆A股市场条件，然而彼时民营企业登陆A股前景并不明朗，经过几次内部讨论，比亚迪觉得国际化视野对公司未来非常重要，于最后锁定了香港。

　　十年后，比亚迪高级副总裁吴经胜[微博]对《中国企业家》回忆起比亚迪在资本市场的处女秀，“2002年比亚迪启动上市，我们曾去港交所拜访，当时行政总裁邝其志接待了他们。那时对于上市概念，我们除了不自信还有几分忐忑。”

　　按照当时港交所上市规则，公司董事会秘书须持有香港会计师或律师资格，这对于身在内地的比亚迪来说难以满足这一要求。于是比亚迪团队向港交所提交了一份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条件的豁免申请，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港交所很快同意了这份申请，得以让比亚迪在全球新加坡、米兰、伦敦、纽约等十多个城市路演并斩获了16亿港元的融资，最后成功上市。

　　2006年8月商务部等6部委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打开了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企业的大门。同年，工商银行在H股创造了全球最大IPO。这一年也是国际战略投资人介入中国银行业最多的一年，凭借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发行上市，港交所在2006年新股融资额一举超过美国，仅次于伦敦，排名全球第二。

　　香港股市与中国内地经过了15年甜蜜期。这15年就是李小加所说的香港市场第一次结构性转型，即香港是内地企业“首选海外集资中心”。这一阶段，内地企业海外融资平台选择很少，他们吵吵嚷嚷，希望拿到一张进入香港的入场券，为此不得不做痛苦改变，来适应香港的市场机制与惯例，而后期随着供需关系调整，双方态度都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20年来，沿着中国内地企业往香港走，而香港钱往内地流的路径。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由2万亿港元增长到21万亿港元。2006年，在香港上市内地企业总市值达到67140亿港元，突破联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0%。

　　权重意味着话语权，更为关键的是，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75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此时，结合汇率改革，为分散美元贬值带来的风险，内地外汇储备流出的需求，香港人提议多年的QDII(国内机构投资者赴海外投资资格认定制度)正式起动，在汇率管制条件下，中国内地资金终于可以通过机构途径投资香港等海外市场了。

　　2009年，内地与香港开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管局对以人民币结算协定作出修订。香港“离岸人民币”试验田得到了内地制度支持，市场、货币因素使得中国内地在香港的地位开始变化。

　　从香港角度来看，此时市场超一半市值为内地企业，继续扩大难度已相当大，同时内地企业权重越大也意味着香港市场离国际化越远，香港资本市场面临着重心继续放在内地还是面向国际市场的选择。

　　

      仅仅依靠内地，港交所过去的辉煌战绩已难以维系，李小加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打井人”，他必然要在“派对”中吸收新鲜血液，并且对于现有“派对”嘉宾进行重新排序。

　　这一点从近两年港交所国际化尝试过程也可看出痕迹。2010年，时任港交所主席夏佳理经一位朋友介绍，悄悄会见了一位神秘投行人士。此人只透露他受托于一家意大利公司，而这家公司打算在香港上市，想了解一些事宜，直到会谈结束，夏佳理仍不清楚这位神秘客户的真容。

　　几次会晤与沟通后，双方举行正式会议，PRADA公司才揭开了自己的面纱。

　　原来一贯秉承着优雅路线的PRADA，在资本市场经历可谓狼狈。4次在欧洲上市失利，对于PRADA来说，再度启动上市融资顾虑很多。这一特殊背景让PRADA对于上市异常低调。夏佳理很快明白了PRADA在香港上市主要原因是他们极重视亚洲市场(尤其是大中华地区)，2011年1月下旬，夏佳理主动赴米兰拜访PRADA，刚刚在米兰见到了该公司副主席，夏佳理就获知“有好消息给你们，我们决定到香港上市了”。当天下午，PRADA即对外宣布了此消息。

　　同样因看重中国市场而青睐香港股市的还有乌克兰最大农业公司—乌克兰农牧集团(ULF)。

　　ULF董事长奥列戈·巴赫马久科认为，他很难找到比在香港上市更能提高公司在内地影响力的形式。2012年，奥列戈在中国拜访了中粮、北大荒、新希望、中工国际等多家“大农业”概念公司。“我们计划注入集团20%资产，与内地企业成立一家合资公司，通过合资公司在香港上市方式打开大陆市场。”奥列戈告诉《中国企业家》。

　　2011年，港交所共走访了17个国家与潜在上市公司发行人会面，同年，有18家海外公司在联交所挂牌。

　　“我们希望香港资本市场更加国际化，但在今天看来，国际公司到香港上市还要等。”李小加说。前辈留下路径、现实经济格局逆转以及香港资本市场现状，决定了内地“主宾”位置不能动摇，只是方向要调整到帮助人民币投资香港、投资国际。

　　“人民币国际化走遍全球，首站永远在香港。”李小加笃定，内地与国际通过香港实现股票市场与商品市场上互联互通，一定会以人民币产品为主，这必将带来人民币大规模增量出境，并以投资货币、交易货币等形式更长久沉淀于离岸市场。

　　至2011年末，香港人民币存款已从三年前600亿增长到5100亿，约占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总量2/3。这点钱对于香港来说，只算是“前菜”，但即使是这些钱，目前也基本以存款形式躺在金融机构，对于香港市场来说只能看不能吃。

　　是考验港交所创新能力的时候了。

　　人民币道场

　　市场对李小加多轮质疑，并无太多实质内容，众多非议深层原因在于香港市场人士心中，李小加改革方向代表了大陆或国际大行的利益。

      那么，是谁选择了李小加？

　　在周文耀任期将满时，为选出下一届港交所行政总裁人选，港交所专门成立总裁遴选委员会。委员会共有四名成员，包括港交所主席夏佳理、香港政府委任的董事史美伦和郑慕智，以及香港东泰集团主席李君豪。四人均为港交所董事会成员。目前并无迹象表明内地政府与国际投行对此施加了影响。

　　遴选委员会成员史美伦于2001年－2004年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这期间，李小加先在美林证券任中国区总裁，后转投摩根大通任中国区主席，主持牵头进行了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移动[微博]、中国电信[微博]等一系列资本市场的重大交易与发行，两人多有接触，对于李小加的能力，当时同处内地的史美伦颇为了解。

　　夏佳理也公开表示李小加是恰当人选。一次闲谈中，李小加对于内地整体发展的认识让他刮目相看，相比于交易所的从业经验，夏佳理和遴选委员会更看重李小加4年美国律师的从业经验、摩根大通中国主管职务以及投资银行及金融相关工作。

　　实际上，港交所在此次行政总裁选拔中早就定好了条件，为维持香港交易所在众多中国交易所中的国际地位，需要寻找内地出生、曾在外国受教育兼工作、有丰富内地工作经验的人。

　　这次选举长达一年多，人选除需要港交所董事会认同，还需要香港证监会批准。香港交易所企业传讯部高级总监陈涓涓对《中国企业家》说：“联交所旧时代的会员因港交所的成立和上市让这些会员转作机构和公众投资者。目前港交所董事会则分别由股东选出及政府委任各六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们所有决定是以公众利益为依归，确保香港交易所的所有决定均符合公众及香港市场长远发展利益。”

　　港交所历任掌门均有不凡背景，而李小加截然不同，他非港籍，未成年就做过石油工人，后来又做过记者、律师、投资银行家，来港交所之前，已位至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其经历本来就可谓大时代下的一个缩影。他自信而精明，在核心问题上寸土必争，港人要接受他，需要更长时间。

　　2011年是香港回归15周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曾来到香港，这或许打开了李小加部分心结。

　　李克强访港第二天来到联交所，李小加全程为其讲解联交所日常运作，当时李小加正在筹备港交所与深交所、上交所成立合资公司事宜，这也是李克强亲批的项目，离开联交所交易大堂时，李克强不忘对李小加说：“我很关注这个合作，要把合资公司做好。”

　　2012年10月30日，港交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合资公司—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其主要业务包括开发并对外授权使用三方市场交易产品为基础，编制跨境指数和指数交易产品及其它股票衍生品等。这是两岸三个市场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境联通。

　　同时在港期间，李克强还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是中国内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信息，对于香港来说，“主菜”即将上桌。

　　据德意志银行测算，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境外持有人民币至少应达到30万亿，这样人民币才能承担贸易结算、投资、融资和储备货币功能。而这一数量级仅靠目前贸易渠道，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必然要变成“跨境高速路”。

　　这30万亿是香港资本和国际市场最看重的，但问题是从过去几年经验来看，香港离岸市场在2009-2010年面对的是流动性远多于产品的问题，也就是香港资本市场只有提供出更多适合人民币投资的产品，才能吃上大餐。

　　李小加详细分析了中国内地货币开放趋势：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后，境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利率衍生产品及场外清算业务需求会很大；其次，内地是许多商品的生产大国或者消费大国，对这些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中国会越来越重视，但出于发展阶段与金融安全方面的考虑，内地短期内又不会很快与国际主流货币和商品市场完全接轨，因此货币产品交易及结算业务、商品指数及商品衍生产品业务需求很大。

　　万事俱备，只需要港交所收购一个货币、商品市场基础与技术平台就行了。2012年7月，港交所以166.73亿港元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LME的品牌，市场地位和所拥有会员，可以帮港交所把商品平台延伸到黑色金属，如铁矿石、焦煤，还有能源等领域，在此方面，港交所会发展专利基准及交易平台，也会与中国以及全球商品行业翘楚建立伙伴及合作关系。

　　按港交所设想，它将拓展LME现有产品组合，降低亚洲尤其是中国内地参与LME市场的门槛，扩大LME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内地的仓库网络，发展亚洲时区结算。以后会把结算服务延伸至亚洲时区、提供人民币结算及其它亚洲产品相关结算服务。

　　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为了筹出这笔“天价”收购资金，港交所自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集资总额约77.53亿港元，其余要通过银行贷款，此举打破了港交所上市以来零负债纪录，也影响了港交所2012年整体业绩。

　　从香港角度看，此收购目的能够完善港交所功能，然而从中国内地看，港交所收购LME的行动简直就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量身定制。香港《文汇报》更是不顾港人情面称，该项收购是为了配合内地人民币国际化。

　　风起于青萍之末，外部争议仍未平息，港交所内部变动就陡然来袭。

　　为了转型全能型交易所，港交所内部构架大重组，重新设立统筹证券及商品业务的环球市场科，多名高层职位调动。由李小加一力提拔的原市场发展科主管罗力及LME行政总裁Martin Abbott获委任为新设环球市场科联席主管，罗力接替原集团营运总裁葛卓豪(Gerald Greiner)，出任联交所及期交所行政总裁。市场发展科高级总监兼副主管、内地业务发展部主管杨秋梅也将于4月3日离任。

　　香港《经济日报》就此报道的标题为《港交所大重组 变身投行运营 多名高层执位 罗力大权在握》，以此影射李小加用投资银行文化管理港交所。

　　然而，今日之香港，其作为支柱的金融业正面临新抉择，将调整指责为李小加或其背后有势力意图操纵香港资本市场或有失偏颇。“过去，港交所历代主席、行政总裁都具有特定能力与背景，这取决于港交所战略执行中需要怎样的人才去配合大机构发展。”郑宏泰说，港交所上市结束了香港股票市场长达二十多年的会员制度与家族企业影响，走向了上市公司公开治理。“私人会所”、“个人背景”等阴谋论已不适合当下形势。

　　新年伊始，好消息不断。类似于当年“港股直通车”产品QDII2有了新动向。QDII2指在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条件下，有控制允许境内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制度安排，其作用与“港股直通车”相近。2007年，中央政府曾宣布放宽境内个人对外投资限制，即“港股直通车”计划，但三个月后，为避免内地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大量资金涌入香港的冲击，影响香港股市稳定而暂停。

　　元月中旬，时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任内首次访问香港，他向港人承诺未来扩大RQFII、试点QDII2。

　　1月15日，郭树清参观了香港证券交易所，会见了周松岗和李小加，郭有两个承诺，一个能加速境外人民币回流，另一个可促进内地资金流入香港，这与李小加一直提倡的改革思路不谋而合。临别时，周松岗还向郭树清赠送了一件号码为6636的红马甲，寓意“两地合作是乘数效应”。

　　22年前，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关系从“互相依存”起步，如今又共临结构性改革。

　　李小加抗压能力颇强，“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需要心理医生，因为吃过苦，所以无论经历怎样的困境，对比从前还是会有反差，没有什么是不能排遣的。”他也喜欢打高尔夫，但自述打不好，“屡战屡败所以屡败屡战。”也许从他决定竞聘港交所行政总裁那一天，早已预料到今天所要面临的一切。

　　别人跳槽加薪，李小加跳槽却“减薪过档”，他自述来港交所是“想有特别的作为”。如《大时代》中所说：一个人要成功，就一定要找自己的世界。港交所，或许正是李小加要寻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