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越来越拥挤，资源越用越少，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这些现象都要归咎于人口越来越多，有了全球第一的人口规模，人均下来总是垫底的，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常态。但本文作者引用大量数据和实例认为，人口并非威胁城市与资源的罪魁祸首，相反人口规模萎缩、结构老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隐忧。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即便面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报酬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一个不愿为孩子付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文/梁建章[微博]，携程旅行网创始人

　　黄文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的生育率仅有1.18，即使考虑到15%的漏报率，生育率也不过1.4；而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更是低至1.04。

　　即使在1.4的生育率下，每过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但是，如果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人们又会产生众多疑虑：生育率会飙升到多高？人均资源够用么？城市里人满为患如何解决？

　　所以很多人坚持继续控制人口而不是放开生育。

　　人与城市：人口越少的城市越容易萎缩

　　拥挤是中国人口太多的直观印象之一。但中国拥挤的地方基本在大中城市，一些小城市、大部分城镇和无数村庄并不拥挤。据《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所有地级和地级以上近300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占国土面积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远少于村庄占地面积。就算实际建成区面积被低估，这些数据也说明城市的拥挤并非土地不够。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会稳定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平衡上。一是聚集提高效率的向心力，二是聚集产生压迫感的离心力。所以城市的拥挤是人们为了得到人口聚集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乃至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在同等的人口规模下，城市的拥挤程度取决于居住和交通形式。

　　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能力去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密度较低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贫穷国家的城市普遍更拥挤，哪怕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少。三十年前，中国城市的市区密度就比现在要大得多，虽然那时的城市人口远少于现在。

　　下图是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的拥挤度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该图显示，大城市拥挤度与所在国的人口密度成正比，与所在国的人均GDP成反比，但与后者的相关性更高。分析表明，所在国人口少一半，拥挤度要低6.8%，但所在国人均GDP高20%，拥挤度要低7%。换言之，对大城市拥挤度来说，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差异，不如两三年的经济增长。

　　上图的中国城市中拥挤度最高的是香港。该图显示，除香港外，中国大城市的拥挤度仅处于全球中等水平。在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中，上海和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处于第114和139位，仅属中等偏轻水平。阿根廷面积是中国四分之一多，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却集中了全国4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挤度高于北京。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但圣保罗拥挤度高于北京和上海，里约热内卢的拥挤度与上海相当。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东京、巴黎、纽约的拥挤度则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大幅减少中国的人口并不能缓解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种种问题。实际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规模不同的城市，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或上海的人还可以去武汉、西安、沈阳、重庆这些大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几百万人，有各种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规模都偏小，生活单调；而因为人口老化和萎缩，在日本，现在只有东京和大阪还有一些活力。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有志向的年轻人更会涌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则会萎缩到几十万人，而很多中小城市更会衰败，让人们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度减少。

　　中国即使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如果鼓励生育不成功，人口从2040年开始至本世纪末的60年间将从14亿降至7亿甚至更少，年均减少幅度为1%以上，每十三年减少一个俄罗斯，下降速度至少是俄罗斯的5倍以上。俄罗斯人口衰减只是持续20年，现在已经暂时停止，而中国人口的衰减时间可能持续上百年。

　　可以预料，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7亿，中华大地将有无数城镇面临着卡迪坎这样的命运。中国的人口现在还未减少，但按《中国青年报》在2013年1月9日的报道，中国过去10年消失了近百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数百个。不过，我们未见到可靠的数据源，因此对该数据存有疑问。我们猜想，这种减少可能主要是因为自然村的定义改变所致，但目前无法验证。尽管如此，村庄空心化的现象普遍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村庄的消失和凋敝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进城，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所谓中国土地人满为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随着未来人口的急剧下降，消失和凋敝的将不仅是村庄，而是城镇，甚至是小城市，乃至中小城市，最后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衰微。

　　总之，中国拥挤的地方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城市的拥挤是效率提高的代价，与全国的人口规模关系不大，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关联性很高。经济越发达，越有意愿和能力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越不拥挤。

　　中国大城市的拥挤程度在全球仅处于中等水平，比发达国家要高，但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低，哪怕这些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

　　如果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全国人口规模与大城市拥挤度的关系，可以发现，全国人口下降对缓解城市拥挤度的作用效果有限；全国人口下降一半所对应的缓解不过是两三年的经济发展。

　　而且，俄罗斯与日本的经验表明，人口规模长期衰减，人口分布会更不均匀，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镇会衰败，年轻人更可能会涌向大城市，既不能缓解大城市的问题，也让人们可以选择的城市大幅减少。

　　人与资源：丰饶与否都是错觉

　　中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在中国人尽皆知。但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会拉高世界平均值，使其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

　　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某种资源仅存在于世界1%的国家，那么99%的国家对这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要低于世界人均水平。

　　我们进一步用联合国[微博]统计署的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数据来说明。以耕地为例，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少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而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分布更不均匀。法国是欧洲人均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国家，但除耕地一项外，在其他每一项资源上的人均占有量都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德国、英国、意大利更在每一项上都是如此。甚至像巴西这样地大物博，人口并不太多的国家，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低于世界平均。

　　因此，以没有代表性的世界平均水平为标准来衡量一国的资源是否丰富容易产生错觉。

　　耕地与粮食：危机来自社会的富裕化

　　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从1999到2011年，累计退耕还林达4.34亿亩，这当然体现了对环境的重视，但也说明没有耕地不足的危机。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抛荒的耕地就有近0.3亿亩。农业部长韩长赋在2011年表示，中国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通过治理可以达到中等农田的生产水平。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分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中国的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是巴西、俄罗斯的两倍，印度的三倍。人均农用地面积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四倍，而世界平均只有1.5倍。丰富的草地让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

　　草地农业，提升饮食水平，保障食品安全。

　　人们的另一个担忧是，城市化将占用大量土地，导致耕地不足，但这也是杞人忧天。实际上，城市的占地面积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少。根据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约300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和为3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即使把现有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其对耕地总量的影响也有限，何况受影响的土地很多并非耕地。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要高于农村。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城市化在理论上可以节省土地，只是当前的城市化并不充分，无法将农村人口从土地上完全转移出来。

　　中国未来确实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但不是耕地不够，更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中国社会的富裕化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就是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攀升，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如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一旦市场失效、储备不足时，中国将陷入灾难。解决办法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按需要对农业进行补贴。尽管如此，经济合理性可能还是会让中国的粮食供应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保持迅速复耕的能力，以确保发生战争等突变事件时，在储备耗尽之前，能够把粮食自给率提高到100%。

　　减少人口不能带来粮食安全，即使全力提升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也不一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优势不在农业，而在制造，未来应该在创造，后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增长点。

　　水资源：缺的不是水是技术

　　中国缺水的地方主要在华北和西北。如果缺水真的影响发展，那也应该让人口内部流动，而非减少全国总人口。巴西的水资源总量全球第一，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的5倍，但其东北部9个州却处于半干旱状态，长期缺水。如果这不能说明巴西人口太多，为什么中国的局部缺水就意味中国人口太多？其实，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水资源浪费非常严重；中国农业用水占淡水使用量61%，但使用效率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美国的水资源东多西少，但位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却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和高科技重地。该州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极不均匀，占人口2/3的南部地区水资源匮乏，年降水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用水量大的夏季有时连续数月无降水。但是，加利福尼亚通过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体系确保了各项用水。目前，该州人均用水量为美国平均水平的91%。虽然水资源问题将长期困扰加利福尼亚，但控制人口从来不是选项；加利福尼亚水计划就考虑了不同情形下的人口增长，其中高方案的估计是未来40年该州人口从3800万增长到7000万。

　　以色列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中国的1/7，但生育率却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不仅如此，以色列根据回归法及其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依然一如既往地从海外吸引犹太移民增加人口。以色列目前日常供水正常，农业很大程度上自给，缺水反而成为推动以色列技术进步的动力。比如，通过海水淡化，以色列有望在2014年成为淡水出口国。农业水资源的匮乏也促进以色列不断发展和完善滴灌等高效农业生产技术。靠减少人口来降低需求实际上也抑制了推动技术进步的最重要动力之一。

　　石油：压力来自人口是本末倒置

　　资源会不会越用越少呢？我们以人们最关注的石油资源为例来分析这点。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数据，如果没有新的储量发现，按当前的开采速度，石油会在54年后枯竭，但这个数字在1980年是32年，难道石油越采越多？这是因为虽然石油开采量不断增加，但探明储量增加的速度总体上却依然快于开采的速度。汽油不便宜，但每天在奔跑的轿车里有多少位置是空的？又有多少人开车去健身房在电子跑步机上消耗多余的脂肪？这说明资源在短期内还没有稀缺到严重影响生活方式的程度。

　　很多资源最终当然会枯竭，但它对全球的影响是同步的。中国控制人口，也许会把石油枯竭的时间从90年延长到100年，两者在世界本质上并无区别。而且，中国控制生育的后果是人口老化和萎缩，经济衰微，市场规模效应降低，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潜力下降，最后可能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国际市场的资源。

　　其实，只要供求关系能在价格上得到真实反映，任何一种资源的枯竭都不会造成灾难。因为某种资源变得稀缺，其价格会升高，这样循环使用或者开发替代资源将变得有利可图。对于后发国家，这甚至还是机遇；石油价格要是超过300美元，中国的电动车、太阳能企业都能兴盛起来，在这些行业，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没有替代资源，生产与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是由全球共同承担的。除非发生灾变或者市场被恶意误导，稀有资源的需求通常不会急剧改变，而供应的衰减也会相对稳定，因此资源枯竭的时间会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让经济体有足够时间进行调整。

　　更重要的是，在终极意义上，替代资源几乎没有物理限制。比如，中国1.02%的荒漠铺上太阳能光板足以满足2020年所有的电力需求。只是当前的传统能源还没有昂贵到需要这么做。替代资源也几乎没有技术极限。光纤的出现大幅降低了通讯基础设施的成本，因为其原材料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的天然气。近年页岩气开采技术的进步将美国天然气的可开发年限从60年提升到200年以上，让美国天然气价格从10美元降至3美元以下。根据美国能源署的评估，中国可开采的页岩气资源总量占全球19.3%，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现代经济史中，几乎没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于资源瓶颈，但却有很多资源诅咒的例子。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德国都发展得不错，但拉美和非洲不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却陷入经济的长期停滞，是近年受中印发展的带动才有了些生机。即便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绝大部分资源远低于中国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阻力也更多地被归咎于社会、教育、文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资源匮乏。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所创造的价值相对于自然资源的贡献越来越大，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既削弱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