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当前衡量某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2009年以来，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持续在经济总量的发展之路上高歌猛进。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经济总量急剧下滑，沦落为东亚病夫便在所难免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近代之前，即便不是超级强大，也曾创造过不亚于今天的辉煌。

　　古代GDP谜团

　　有关古代经济总量的统计，由于资料的欠缺和数据的不准确性，势必有极大的困难。而且年代愈久远，难度就愈大。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据西方经济史大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国GDP在西汉末年的公元元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到了北宋早期的公元1000年，占到22.7％。而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人均GDP，按照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来衡量，皆为450美元。

　　可见，从汉代到北宋，整整1000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均GDP没有任何变化。仅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积累，基本上在长达1000年的漫长时段里，是停滞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巨大破坏性。

　　中国古代社会，每一次王朝的更替，包括强大的汉、唐帝国，其王朝建立初期的社会成本就是整个国家全面退回到一穷二白的境地，然后在其鼎盛时期再把之前的成本投入收回来，甚至有的朝代所获得的收益还不抵成本。

　　这都还是其次，最为关键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的王朝来说，如此巨大的成本投入和效率很低的国家收益，所得来的不是科技、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创新和革命，反而与被它推翻的王朝相比，在社会根本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上，无甚变化和差异。

　　不过，有人拿北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时期，国库的年税收总额来比较2009年的美元购买力，得出当时中国的GDP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并创造历史最高纪录，占到了全球总量的50％以上，而人均GDP也赫然超过2000美元。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宋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整个世界史上恐怕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因为，就算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在最巅峰时期，其GDP也只占到全球的30％左右。甚至当年“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19世纪中叶最为强盛之时，其GDP也未曾超过全球的40％。

　　而且，人均GDP超越2000美元大关，就算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是近代工业革命之后才得以实现的，与宋仁宗时期的中国，相差至少800年。当然，有关宋代的中国经济规模，学界的看法差异很大。较为真实的数据，应该是在离现代不远的明清两代。

　　近代之前的GDP假象

　　明代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历史时期,而且经济活力不亚于宋代。据国外学者统计，明代中期到近代之前，即1500?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突破30％，接近1/3。同样按照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到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00美元。

　　但是，中国学者却恰恰相反，认为明代中国的人均GDP从未超过300美元，而且从1402年的明初到1622年的明末，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非常缓慢，仅为0.29％。如果纯粹以白银来计算当时中国的GDP，1402年约为1.5亿两，到16世纪下半叶达到最高峰，为3.3亿两，而到了明末的1622年，则下降为3亿两。也就是说，在长达220年的时间，明代的经济总量仅仅增长了一倍。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在近代之前，尤其是明代，经济活力和人民富裕程度要强于欧洲，但这在很多时候都只是国人的一种臆断。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700?1760年，才60年的时间，其GDP就增长了一倍。而且，如果从主要的粮食——小麦的消费来看收入水平，则整个明代的人均收入约为6公石，而工业革命之前的170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已接近18公石。可见，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只是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1/3多一点。

　　按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明末1600年，中国的GDP总量为780亿美元，经过清代缓慢的增长，到近代来临之际的1840年，则约为1300亿美元。但是，因为人口的急速增长，1840年的中国人均GDP，与200年之前的明末相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25％，仅仅为同期英国的16％。

　　反观工业革命之前的1760年，英国的人均GDP已然超过1000美元大关，而同期中国的人均GDP，则仅为300多美元。可见，在所谓“乾隆盛世”的18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大概强于中国人的3倍。

　　而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1600年为1/4，1840年为1/5。可见，在近代之前的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地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经过近现代100年的衰败之后，中国的GDP居然在1949年之时，惨不忍睹地降为占全球总量的5％左右。

　　经济结构与GDP

　　不管GDP总量和人均GDP如何，也不管经济增长的速度如何，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尤其是工业和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分别所占的比重。以明代为例，在当时的中国GDP总量中，农业的“贡献”为年平均88％，而手工业和商业占GDP的比重，在最高年份都没有超过20％。很显然，在一个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黄金时期，农业依然是其最为重要的生产部?门。

　　换言之，不管明代的民间财富积累达到了何种程度，也不管当时江南大商人的生活有多么奢侈，明代的经济结构与近2000年之前的秦汉王朝相比，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直到近代都未曾得到全面的革新。甚至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依然还延续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生活方式。

　　反观处于大变革前夕的英国，1700年,农业在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仅仅为40％，到了1760年，继续下降为33％。所以，即便有西方学者认为1840年的时候，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高达36.6％，但也不能否认中国小农经济结构的超级稳定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总量在历史上即便很好看，也只是一种“虚胖”。

　　正是这样一种稳定的经济结构状态，造成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中国传统、低效和粗放的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依然高达65％，农业人口在所有劳动力中的比例也高达79％。于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降低农业产出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并改变农业生产粗放式和低效率的不良状态，是中国解决几千年经济结构顽疾的第?一?步。

　　据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将超过20％。但是，目前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依然高达40％以上，这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可见，经济结构顽疾的惯性，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活力。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之路，的确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