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是20世纪中国最为突出的一项国家大战略，经过十几年对西部地区的政策与产业倾斜，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逐年缩小。2002年，西部12个省、市、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人口占比为25%，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为15%。而到了大开发之后的2012年，西部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增加到19.75%。其实，西部社会经济的落后，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

　　早期的“自治区”

　　从汉代开始，中央政府对中东部地区主要采取郡县制的管理模式，而西部主要实行较为自由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类似于今天的自治区和自治州、县，或者更像香港特别行政区之类的特殊政区，譬如汉代新疆地区的西域都护府。而唐代又在汉代西域都督府的基础上，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两个特别行政区，并以天山为界，分别管辖天山南北两地。清代大一统之后，主要是在新疆等边疆地区实行“将军”制，与内地的行省制加以区别。乾隆年间设立的“伊犁将军”，便是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至于云南、贵族、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从秦、汉以来，就施行“羁縻”政策。所谓“羁縻”，就是笼络并控制之意，主要治理方式为承认当地少数民族（土族）贵族的既有地位，并赐予他们相应的官职和爵位，代替中央政府管理本族本地的人民，享有极为独立的政治地位。宋代之后，这些地区及其首领被统称为“土司”。明代在今天的西藏地区设立“乌思藏都司”，在青海周边等地设立“朵甘都司”，这是藏民居住地的特殊政区。

　　清代进一步把西藏分为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并且分别采取以达赖管理前藏、班禅管理后藏的方式。但是，清代西藏在宗教自治的基础上，还有派驻藏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即“钦差驻藏办事大臣”，简称“驻藏大臣”。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明、清两代，大规模实施了把世袭土司制改为与汉地一样的流官制，即所谓的“改土归流”。

　　其间，尤以清代雍正年间的权臣鄂尔泰所领导的“改土归流”最为彻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意义极大，也被誉为是古代一次大规模的西部大开发。今天云、贵、川、湘、鄂等地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大体都是当时“改土归流”的重点地区。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到现在，这些地区虽然不如古代的土司制那样独立，但其相对的独立性还是延续至今。

　　农业开发

　　古代中国西部政区大都是军政合一，在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政治势力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以官爵笼络作为行政手段，实行较为灵活、自由的自治策略。但是，正因其特殊性，相对于汉族地区，西部地区在当时被称为“化外之地”，也就是文明开化程度很低的地区，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时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比起当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农业是古代最重要的产业，开发西部，农业必须先行。

　　早在西汉时期，针对西域地区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力水平严重低下的局面，中央政府迁移大量贫民和军队到西域，并在国防前沿推行屯田政策，即政府主导的开荒种地。“屯田制”不仅解决了当时驻军官兵的粮食供给问题，而且因中原新的农耕技术和器具的引进，全面提高了西域的农业生产效率。屯田的生产主要由士兵来担任，但罪犯和普通百姓也有参与。汉代政府往往将大批犯罪之人遣送到西域屯田，以此减免对他们的刑罚。而且，他们一般被编入军队中，与士兵一起屯田。同时，政府还招募志愿者迁入西部边疆，在军屯周边和交通要道上垦荒种地。

　　汉代对来到西域屯田的士兵多有照顾。一是允许他们带家属，使他们可以安心在边疆生产与驻扎；二是政府对屯田士兵及其家庭予以牲畜和粮食等各项补贴与照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西域土地条件先天不足，屯田更需要大规模兴修水利。而西域地区的水利事业，正是从西汉开始的。屯田士兵先挖掘井水，再开渠建堤，大面积灌溉农田，其渠道长度有的甚至达200华里。

　　唐朝在前人屯田西域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屯田建设，规模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峰，而且管理制度也非常严密。当时屯田的管理分两个系统：一是中央农业主管部门，屯田的收入归中央政府所有；二是中央军事部门统辖的西域边防军系统，收入就当作各地驻军的粮饷和供给边疆各州、县的开支。

　　如此一来，中央和西部地方都可以从屯田中获得巨大利益，也使得西部的农业产出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也是唐代西部开发的亮点，诸如“陶拓所”这样的水利机构和诸如“武进渠”这样的水利工程，都是其大力开发水利的证据。唐代之后的历代中央王朝，也都以屯田作为开发大西北和大西南的重要手段，都对西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社会经济建设

　　从秦汉帝国开始，中央王朝就开始以交通建设作为西部地区融入中原的第一步举措。汉武帝时期，朝廷在西南夷地区（今天的大西南）开凿了三条通道。第一条从今四川省宜宾市经贵州西北部，然后再由水路抵达广州，当时称为“夜郎道”或“南夷道”；第二条从成都出发，到四川西昌，再过金沙江，到达今云南大理，称为“零关道”；第三条从云南西部出发，过澜沧江到保山市，再通往缅甸和印度，称为“博南道”。

　　这三条道路共同组成了举世闻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秦、汉时期，中国北方是强大的匈奴，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总是被其阻断。为了加强与中亚、南亚等国的贸易和交往，同时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匈奴，这三条道路的修建也是无奈之举。但是，本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量同时付出巨大代价的“南方丝绸之路”，却在客观上给西南边疆等地的发展带来一次极大的飞跃。毕竟，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

　　唐、宋时期，中央对西部边疆地区以“羁縻”的方式间接统治。唐代的羁縻地区不用缴纳各种赋税，以减轻当地少数民族的负担，相当于现代的税收减免政策。宋代虽然在一部分西南地区纳税，但总体上是“轻徭薄税”，当时与汉民相邻居住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熟户”，对他们也只收纳很低的田税，且不用承担徭役。

　　明代的屯田也做得相当突出，到正德五年（1510）时，云南屯田的产量在全部供应当地的军队开支之后，还有较多的富余。这不仅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最重要的是减轻了西南各族人民的负担，使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加强。而且，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民生基础，明代才开始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把奴隶制下的少数民族从土司王的野蛮盘剥中解放出来，开了清代雍正年间全面“改土归流”之先河。明、清两代，西南地区的物产在官员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大量行销内地和国外，为当地人赚取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如清代“改土归流”的功臣鄂尔泰，其担任滇、黔、桂三省总督时，在云南设立茶叶局，以国营的方式把优质的普洱茶通过马帮运输到内地、西藏等地，使普洱茶享誉中外，并走进更多的百姓家中。今天我们所说的“茶马古道”便是当年马帮运输茶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