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并非个性张扬之人。关于他的处世之道,看看他香港办公室所挂的一副对联就知道了。这幅对联乃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无锡梅园所题,内容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亦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座右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眼光,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也不是这样的人。”张懿宸谦逊地对《环球企业家》说。
择高而立,向宽而行,张懿宸正是这么做的。2013年5月14日,他赶赴美国西雅图微软[微博]总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微软全球CEO峰会。这场年度性私密会议吸引了一百五十位全球顶级商界领袖参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渣打银行[微博]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Peter Sands)、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Rubenstein)等均名列其中。
在峰会上,张懿宸遇见了他最期待见面的人,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后者主宰了21世纪头10年里的标志性行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两人首次会面中,张懿宸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黑石业绩的欣赏。在过去28年间,这家公司企业股权投资年回报率超过20%。上市5年间,其业绩年年飘红,如今旗下管理着超过2400亿美元资产。
在张懿宸看来,较之于其他同类型公司诸多业务表现参差不齐,黑石的每块业务均表现优异,例如其房地产基金堪称整个PE界翘楚,并购业务则堪与高盛匹敌 ……除此之外,他格外欣赏黑石从不单打独斗,亦不念独食的行事风格。这与中信资本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通常,它所展开的企业股权收购均以“俱乐部式”交易完成,要么以牵头人的面孔出现,要么以主要参股者身份亮相。
张懿宸期待打造另一个黑石。尽管当下其45亿美元的资金管理规模距离黑石相去甚远,但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令人着迷,若假以时日,中信资本或将有能力成为与之匹敌的金融巨擘—它已悄然构筑起最为完整的产品线及最全的海外业务布局,在国际PE市场上,其投资业绩和行业声望国内罕有匹敌者。
但苦恼犹在。张懿宸的困惑在于如何整合中信资本的各业务单元,并使之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我很想请教施瓦茨曼如何将一个个完全分散的业务板块融合成一个整体,而又不必把利润都收上来又变成大锅饭。”张懿宸说。
入局
很少有人的经历如张懿宸般传奇。他13岁丧父,做过建筑工人,之后差一点成为歌舞团的小提琴手,18岁以全省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被选送出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一路闯荡华尔街,31岁则被中国财政部聘为高级顾问,主持设计中国国债市场结构,34岁成为美林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为中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融资。
2000年,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力邀其加入中信。2002年3月,中信集团成立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嘉华金融及嘉佳证券均纳入中信资本,张懿宸受命掌管上述业务。在初创阶段,其主流业务是IPO上市承销、股票经纪及自营交易等投行业务,而被黑石当作业务重心的私募股权基金(PE)业务却鲜有涉及。
这一领域最终在2005年得以涉及。当时,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证券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准开展国际业务,香港成为其出海布局的首站。张懿宸便顺水推舟,主动提出将大多数传统投行业务转交给中信证券,仅保留了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等少数投行业务。如此PE直投及房地产基金业务则成为中信资本的业务主轴。即便按照当下的标准评判,张懿宸当时所移交给中信证券的大礼亦相当丰厚,包括规模已扩至400人的庞大团队,多数为投行业务人员,其投行客户数量亦十分可观。中信证券获其受让之后,一跃成为在港中资券商之翘楚。
张懿宸另有打算,彼时,他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提交战略报告。在报告中,张将中信资本的对标机构设定为另类投资企业黑石,而非高盛、美林等投资银行。“为什么选黑石?它除了投资业务之外,还有投行业务。我强调的就是要做很多的投资。”张说。
2005年因此成为中信资本历史上的分水之年,自此之后,张懿宸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旅。如今,中信资本已涵盖国内外PE直投、房地产基金及创投业务,同时包含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及政府基金合资项目等业务。
如此广阔的战线对久经沙场的张懿宸来说亦堪称考验。作为一名出色的华尔街交易员,他曾长期负责开发按揭债券交易模型,并在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东京银行及美林证券掌管债券交易达十二年之久。即使如此,张亦罕有华尔街惯常的桀骜与自信。对此,他的解释是“特自信的都是年轻人,干久了你就知道,在交易中出错只是时间问题。你只能指望你之前赚的,要多于出错时输的”。
张懿宸堪称中信—这一由“红色贵族”荣毅仁所缔造的传奇品牌的守护者。较之于“红色资本”的标签,张更喜欢强调国际化的团队及运作。“我是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我们的管理也一直非常市场化,和国际公司没什么大的区别。”张表示。
他一直在为中国某些最为重大的交易穿针引线,成功秘诀你或许能从其北京办公室的布局中窥见—四把传统中式木椅一字排开,其寓意为“不谋独占”、“和气生财”。在中信资本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一面巨大的壁橱颇引人瞩目,大大小小的隔断中摆放着数十个水晶碑。这些形状各异的水晶碑乃是中信资本成立至今全部PE投资案例以及基金募集的凭证。每块上面均无一例外镌刻着所投公司的名称、Logo、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间,形状亦与被投资公司的产业息息相关。例如作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标志性交易,入股哈药集团的水晶碑便被设计为一个蓝白合组的胶囊。 张懿宸希望这些都能成为不朽的经典。
PE生意的秘诀在于品牌与人的专业程度需做最完美结合。张懿宸仍会参与到每笔交易中—没经他同意任何投资都不能生效。他挖掘人才的手法与收购公司一样娴熟。他领导着超过200名员工,这支擅长交易的经营领导团队中,不少人的背景显赫,行业经验超过10年之久。例如中信资本执行总裁陶礼贤曾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公司纽约并购业务部及惠特尼基金(Whitney & Co。),负责创投业务的曾之杰曾在华登基金工作,负责房地产投资业务的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曾在汇丰集团、法国兴业银行任职。张渺则主管中信资本的结构融资业务,亦曾在澳洲联邦银行、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等任职。中信还吸纳了第一代中国基金管理人、原太平洋资本管理公司董事叶静儒……
纵观中信资本11年的投资史,它的特性在于对网络及新能源等狂热领域熟视无睹,而坚持捕猎传统企业。在操作方式上,一般的中资PE机构会选择购买少数股权,等企业上市后套现获利,但中信资本更在意对“猎物”的长期控制,而用于下注的资金多为从欧美国际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美元。对于单独投资的PE项目,其PE基金坚持进行控股型投资,并参与企业内部治理,待治理完成实现增值后再转手出售,这也是全球buy-out基金的典型手法。其中,消费品行业、优质地方国企及传统制造业中具有技术壁垒的隐形冠军常受青睐,这些名单包括与其他机构联合投资的顺丰[微博]、阿里巴巴[微博]、新浪等项目,亦包括哈药集团、冠生园、环球租赁、桂发祥等项目。
中信资本负责国际直投业务的执行总裁陶礼贤(Brian J. Doyle)认为这正是欧美成熟市场最为主流的投资策略及操作手法,亦确保其PE投资的稳健安全。尤其在日本及美国的并购市场上,中信资本堪称最具知名度、投资业绩最佳的中资PE机构。但在新兴的中国市场上,中信资本却常被张懿宸诟病为“错失良机”—它错过了红筹股及草根民营企业的投资上市潮。他反思称若过去几年间,不执拗于改造国企,而是更为大胆地投身互联网热潮,抑或对优质民企不坚持控股型投资,业绩或更为可观。
如今,中信资本的投资方向已转向非国企、非银行金融、电信、传媒及物流等服务业领域,亚信联创私有化、分众传媒[微博]私有化等案例即是体现。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中国PE市场已陡然生变,以往通过短期投资上市、概念暴炒的造富传奇已难重现,而现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优质企业已是凤毛麟角。但张懿宸并不悲观,他反而认为当下的窘境对于中信这样精耕细作且娴熟于全球化的“PE贵族”意味着更大的机会。
如此转型乃是基于大量调研和准备的结果。张懿宸会耗费大量时间研究细分行业以及待投企业。这得益于张懿宸早年所受的教育及从业经历—他曾经年累月地设计交易模型,为交易人士提供理论分析和交易咨询,告诉他们“该买什么,卖什么”。
较之于个人权威,张懿宸更坚信团队力量。在中信,他秉承的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在公司内部,不同业务部门的员工会交叉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此举令整个公司变得更加聪明。除此之外,张还要求下属工作勤勉与脚踏实地。
通常张懿宸会如此观察一家被投公司。首先派驻专业团队,回来开会讨论。这一过程颇为严苛,为了对一家连锁幼儿教育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中信资本的调查人员曾跑遍该公司旗下七十余家幼儿园中的六十余家,如此才提交报告。“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下属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最多从宏观趋势上把握一下,或者出面争取,如此而已。”张说。一般他只做宏观市场的行业判断,并直接否定掉特定行业,之后再对值得深挖的行业以及合作方做判断,所依据的并非“眼光”,而是基于事实的数据。在诸多数据中,他最看重利润率与增长速度,所做投资多为控股权投资,此外亦强调合作。“我从来都是主张和气生财,很少和人打起来,或抢项目,能一起做的就一起做。”
通常只有表现极其优异的公司才能获得其青睐。中信仿效黑石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每一季度均会详细审议拟投公司业绩、经营状况以及可能的出手时机。能进入这一环节的公司少之又少。2011年,仅有50单项目进入尽职调查环节,只有5家公司被选中;2012年,这一数字攀升至60家,获胜者只有两家。
张懿宸对项目颇为挑剔,此前他曾希望布局物流行业,并已考察过数家业内知名企业,最后却都放弃。他开始了等待。在今年8月,在秘密获悉顺丰快递开始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张懿宸迅速展开战斗,由于时间匆忙,他在顺丰无法提供电子版公司核心资料的前提下就主动拜会顺丰董事长王卫。两人相谈甚欢,但王为其设定了不少苛刻的底线。例如短期内不能上市,不能有具体的上市时间表等,张都一一允诺。
在签署保密协议后,中信资本派六人进驻顺丰,耗费整整一个月时间人工输入完成所有纸质资料审核及数据处理,其最终做出的估值模型毫不逊色于另行聘请的专业咨询公司。
中信资本最终成为入局者。王卫决定在三家竞标者中挑选两家。令张懿宸备感意外的是王并没有借机哄抬报价。相反,王卫在与竞标者交流的过程中,已或多或少透露对公司的估值预期。即使如此,竞争仍颇为激烈,竞标者均怕落榜,最终不得不调高报价。“国内很多地方招标,你把信封交进去了,过几天对方再把你找去,告诉你怎么样。王卫则要求三家各派一个代表,带着信封,当着他的面拆开,然后给你看各家报的是什么价。全是公开的,他就主张这样。”张懿宸回忆 说。
除了业绩基本面,张懿宸尤为欣赏王卫的以下三点。其一在于王在香港生活多年,与国内草根民营企业家不同,他根深蒂固的是认同治理公司必须事无巨细地依靠法制。其二在于“刻意的低调,他觉得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其三是“非常坦诚,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
在决策期间,张懿宸曾亲自前往顺风深圳包裹分拣车间实地查看作业情况。他尤为在意管理细节,但令其备感惊讶的是顺丰的“法治”。以张贴在车间的人事处罚单为例,顺丰都会注明哪个人哪天因为什么受过处分,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是哪条,然后经过什么程序,员工委员会最后判定结果怎么样,每个细节都异常清楚。这次实地考察的结果令其非常满意,交易最终如愿以偿。
在张看来,此次交易还获益于中信的品牌及后台资源。“王卫本人希望有一些带着资源但非常市场化的资本入局。他很在意具体和谁打交道,而中信大概是有资源且最市场化的那一个。”张懿宸回忆说。中信资本被看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团队稳定。“很多投资人说十年前跟你们接触,你们是这帮人,十年后,你们还是,这很好。”
改造
在入局诸多民营企业之后,张懿宸逐渐改变了投资策略。以往他更偏好押注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2005年至今八年间,其近70%的PE项目均投向国有企业。这家红色PE对国企的偏爱不言自明—一家央企旗下PE机构,借助雄厚背景和资源,主导优质国企的整合改造并溢价出让,如此投资逻辑颇为顺理成章。
但在张懿宸现在看来,站在商业决策的角度,以往投资国企的经历纯属巧合。“投资优质的地方国企,关键是要与中信资本的体量相符。更关键的是,这些项目只有中信能做,倒不是我们用行政资源把竞争对手挤掉,而是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敢把这些企业卖给民营PE,只好我们来做。”
张懿宸亲自参与了2005年之后国企股份制改造热潮,期间大量中型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亟待外部投资者介入,而地方政府因担心遭遇贱卖国有资产的指责,始终对民营资金以PE形式进入国有企业心存芥蒂。“把国企控股权卖给中信资本,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国资背景,政治上没有风险。”张解释说。
经历八年的摸爬滚打,中信资本已成为PE行业少有的“国企PE专家”,但从2011年起,中信资本显著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直接投资力度。无论是电讯业的亚信联创,还是快递业的顺丰,以及被中信资本重点关注的部分教育企业,均为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
如此转型乃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投资地方国企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以前,很多国有企业都还行,但这五年下来,能符合我们投资条件的企业已不多。”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真正让一个国企转型非常困难。即便以央企的身份推动,也是如此”。
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造,张懿宸感受颇多。在其看来,投资国企的第一要务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必须由内筛选优秀企业家管理公司。这迥异于国外。例如在美国市场进行PE直投,更多地看企业资产本身,因为“有太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干得不行,可以找到十个替换”。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却很难有效衔接国有企业历史沿革及各方联系,只有国企自身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才能处理好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文化。
除此之外,在如此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如何让PE机构所派驻的人员渐进式地融入被投资企业亦是难题。对此,张懿宸可谓教训深刻。中信资本曾数次向桂发祥派出财务总监,最终使负责国内直投业务的信跃升挫折颇多。“当时没有经验,我们这边派的第一个人,过去就当了财务总监,这个做法很不明智。”信跃升回忆说。此人空降至桂发祥后很快与既有管理团队格格不入。他出身外企,并无非工作日加班的习惯,但桂发祥这样的老国企却有周末加班的文化,财务总监因此频频缺席周末的工作。这名财务总监还希望凭借股东支持,全面上收并改革原有财务制度,此举最终引发了原国企管理团队的集体不满。最后,信跃升不得不撤换此人。“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发生矛盾,我总不能把董事长换掉吧?”信跃升遗憾地说。
事后,中信资本复盘认为,优质国企尤其是有较长历史的老国企,通常不会信任外人,而借助PE机构的股东权威行事往往会触动其心结。于是,中信资本再向桂发祥派出第二位财务总监和销售高管时,这些人都会先以顾问身份入职。例如从百事挖来负责销售的高管,暂不任命为总监,而先帮桂发祥设计产品,策划活动,干出业绩后再进行任命。如此行事两者的融合自然水到渠成。类似的迂回战术在冠生园亦同样取得成功,甚至在中信资本出让冠生园控股权之后,两位中信背景高管亦被冠生园母公司上海光明所挽留。
这些经历使得中信资本在向被投资企业派出高管时慎之又慎。首先最好挑家乡和被投资企业所在地接近的人选,尽量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中信资本对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与现有管理层建立信任关系,哪些人际关系需要维护等等。“这些东西,外资PE不会做,中资PE往往又做不好。”信跃升解释说。
改造国企另一个法宝是尽量利用中信的央企背景,帮助被投企业进行关系疏通及人员激励。例如一家地方国企曾试图在省会设立研发中心,以求吸引高端的技术人才。但该企业所在的地级市却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量,对此横加阻挠。一来二去之间,其研发计划也陷入僵局。而中信资本在控股该地方国企后,便利用央企背景,最终帮助其摆脱当地国资委的干预,成功完成在省会城市的研发布局。此外,中信还发现较之于高薪、期权之类的经济激励,被投国企的管理层通常更看重行政级别。而如何将此纳入到激励机制中,正是中信资本所长。
但在貌似独享的国企猎场,丰厚的猎物却未必唾手可得。2005年6月,中信资本与华平资本各出资1.2亿美元,分别持有哈药集团22.5%的股份。这是迄今为止张懿宸压力最大的项目,亦是中信资本力图建立顶级口碑的首个直投案例,张懿宸很快意识到他严重低估了改造国有企业的难度。尽管时至今日哈药集团业绩已实现数倍增长,中信资本的账面投资收益亦颇佳,但时过八年以后,这笔投资仍未能套现退出。
谈及于此,张懿宸坦承这是对于退出时机的主观判断错误所致。最大的失误是中信对宏观形势出现误判。“在哈药集团盈利最高时,我们觉得不用那么着急的退。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这六年的时间内,哈药的业绩翻了六倍,但是从那之后就开始下滑。”
如此转折令张懿宸始料未及。以哈药主打产品抗生素业务为例,张当时认为这一业务不会增长了。因为就人均抗生素使用量而言,中国在2003年至2004年貌似已达顶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业务至今仍稳定增长。“我们有点冲昏头脑了,觉得后面还有机会。事后想,还是警觉性不够。”张懿宸说。
改造一家巨型国企实属不易。长期以来,哈药集团的营销完全依靠巨额的广告宣传拉动,营销人员仅仅是等着分销商上门拿货,毫无渠道管理意识。张懿宸曾去药店调研,发现哈药集团的药永远摆在货架最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营销人员根本没有渠道概念,也根本没人管。为此,张懿宸重金聘请波士顿咨询公司为哈药设计解决方案。
但当咨询团队向哈药管理层讲解改进思路后,哈药的营销体制仍无起色。这一僵局持续到2011年。伴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抗生素滥用势头被遏制,哈药集团销售急转直下,张懿宸最终借势“逼迫”哈药实现营销转型。即使兵临城下,有关销售体制的转型仍持续了整整两年。究其原因在于利益。原来哈药产品好卖,营销人员均坐等药店上门求购,通过决定卖给谁或不卖给谁,就可从中渔利。
同样头痛的还有现金管理。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和各子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之前,哈药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均各自为战,哈药六厂、哈药三精长期有大量资金闲置在账上,另一些分公司如中药二厂、中药三厂却要为扩大生产而拆借高息贷款,这一局面曾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即使当中信资本派出的财务总监试图扭转时,各部门仍极力阻挠,甚至连哈药管理层也认为此事牵动利益太多而无法推行。无奈之下,一向温和的张懿宸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哈药管理层撂下“不干就翻脸”的狠话。
为了推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统一各子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力度,张懿宸曾严厉要求每天下午结算后将分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强制划走,而非由分公司自主上缴,待到第二天上班前,再将当天所需资金转回分公司账户。即使如此力推,平台的搭建仍耗费半年之 久。
因为涉及利益众多,有时甚至连张懿宸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例如中信资本针对哈药集团采购系统及广告系统的整合至今仍未完成—同一时段,同样的广告时长,同一个电视台,不同分厂的采购价格仍很悬殊。
除了整合旧病难医的管理系统,国企的日常管理亦是顽疾。哈药集团地处东北,每年都要采购数万吨的煤炭用于生产和取暖。在此过程中,大量的煤炭被盗运出厂,燃煤购置金额长期高居不下。中信资本曾希望用电子化采购平台打击此类问题。但平台上线后,购煤成本并没有得到降低。疑窦丛生的张懿宸便派人前往购煤现场勘察。调查发现,驶入厂区的运煤车在过磅之后,竟只卸下半车煤就铺好伪装布匆匆离去。偷盗里应外合,手法之高明甚至连摄像头都无济于事。哈药集团管理层曾为此报警,但警方赶到现场时,所有嫌疑人早已胜利逃走,警方也表示此案无法找到确凿证据。
“有人通风报信。就算漏出去十分之一,你算算金额有多大。”在遭遇此类情形时,张懿宸痛感与体制抗争的无力,纵然中信资本背景强大,但面对国企的日常管理琐事时也是有心无力。他最为痛恨和痛惜的是无处不在的商业腐败。“大到采购燃煤的,小到处理煤灰的,他都能拿手里权力寻租。哈药集团一年的煤灰现在还能卖130多万,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还被忽悠要花钱请人来挖煤灰。可你抓着现行了,都处理不 了。”
如此纵然遭遇不少挫折, 但所换得的经验却相当宝贵, 张懿宸最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造方法, 令整个PE的布局将更具生命力。中信资本最终对哈药三精、六厂的营销资源进行了整合,实施产销分离,营销协同平台、防窜货系统及移动数据管理系统亦最终上线。除此之外,张懿宸在哈药集团还大刀阔斧地执行事业部制,针对拳头产品,成立产品战略委员会,并推广落实从采购、生产、成本控制到销售策划全过程参与的产品经理负责制。
新地
在其他领域,张懿宸亦希望觅得先机,房地产基金即是其一。中信资本是中资PE机构中较早开展房地产基金业务的公司,其业绩表现可圈可点。第一、第二支房地产基金已全部结束,投资收益率分别高达30.6%和21.7%。第三支基金也已成功退出四个项目,出资人本金已经全部返还,投资收益率为19.9%。
中信资本房地产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与陶礼贤、信跃升一样均为中信资本的创业元老。他早在1999年就加入了中信资本的前身嘉华金融。在2005年之前,他曾为SOHO中国等房地产企业提供过融资服务,并以此为中信房地产基金业务积累原始资本。2005年,上海卢湾区囊括公寓、酒店、写字楼综合体的永银大厦急售,中信资本择机购入,并募集首支总额为8600万美元的房地产基金。该项目在2007年推出后一售而空,中信资本在房地产领域藉此打出口碑。
“那个项目的资产确实非常好,如果当时我们运营能力和现在一样,内部收益率会超过30%。”程骁远回忆说。2006年,对房地产市场走势颇具信心的中信资本与万科地产合作,发行了总额为1.5亿美元的“中信资本—万科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凭借中信资本在海外市场的口碑及强劲的募资能力,大量机构投资者纷纷试水内地楼市,通用电气房地产部门更为此投出其在中国房地产领域的首笔投资1500万美元。
程骁远则开始要求其独具特色,即“对项目有足够控制力,不仅仅只做财务投资人,更要具备较强的项目持续跟进、运营管理的能力”。“房地产基金最大的风险都在于对项目的跟进管理。”程骁远感慨说。他曾数次担当“救火队员”,深知房地产合同即使写得再细致繁琐,施工方和投资方的执行理解也会有差异,任何疏漏均可能延误项目的整体进程。
程骁远开出的药方是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以掌握主动权。在项目交接前,项目组对机电安装、管网设置乃至楼宇工程设计等可能出现的施工问题和运营问题进行预警。此外,大量来自一线拥有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管理等专业背景的业内人士,为每个项目配备专门的项目开发团队,从设计、招商、建造到运营进行全程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即可善后。
长沙悦方 ID Mall已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代表作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它从一栋空壳大楼蜕变为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如此速度已和专业地产企业不分伯仲。2007年,出于对国内地产调控长期化的担心,中信资本第三支房地产发展基金在投资住宅项目的同时,也大量投资商业物业。而正在募集的第四支基金其投资重心已完全偏向商业物业。
中信资本在募资能力上也取得重大突破,除卡塔尔主权基金之外,包括欧洲最大退休基金及北美最大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相继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投资者。
张懿宸亦开始推动整体业务板块的融合。从第三支基金起,中信已开始对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股权层面的投资,并在其需要结构性融资时为其提供专业建议。当业务团队推进乏力或是项目遭遇挫折的紧急时刻,张懿宸便会出面解决。“公司注册在香港。房地产调控开始后,我们的房地产基金在内地一些地方买楼时身份属于外资,受到很多限制。后来是靠张总出面,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忙,最终才顺利解决了问题。”程骁远说。
2011年,创投业务开始成为中信资本涉足的新领域,掌管该业务的是曾在华登国际工作8年之久,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的曾之杰。2009年下半年,曾开始一手组建中信资本的创投业务团队。“我们采取的是混合型投资策略。”曾之杰对《环球企业家》说。按照目前的团队和资金规模,其创投基金将重点投资体量相对有限、行业领先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以及技术领先的早期高科技企业,资金配比分别是8:2或7:3。在该基金现有的投资中,在国内汽车内饰市场占据最大份额的常熟汽配正是高成长性企业的代表,曾之杰近期还将投资一家做路由器芯片的半导体企业。目前这一市场80%都被美国企业控制,他希望所投企业能够打破这种垄断。
与张懿宸一样,曾之杰也是海归。他曾就读于日本长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商学院,并先后在中信泰富、日本三菱商事及美国华登国际工作。在其努力之下,中信资本创投基金虽在部分企业仅持有少数股权,但却往往能博取董事会席位或拥有话语权。“你真的帮到了人家,才能掌控住你的投资。”曾之杰说。为此,他会在深夜不时接到被投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有时与工作相关,有时则事关生活。“如果创始人是夫妻档,把你当朋友,两人吵架了也把电话打到你这里,你还得劝。”曾说。
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曾之杰和程骁远亦面临着不小的烦恼。对于创投基金而言,所投项目如何退出令曾之杰颇为头疼。首创投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完成的私人股本投资交易中,共有逾7500宗投资没有退出。私人股本集团投资的股权价值可能大幅增长,但它们很难卖出这些资产。
“在欧美市场上,微软、思科之类的行业巨头每年都会并购七十到八十家公司,这就能消化很多创投投资的企业。但国内没有这样的机制,”曾说。一旦所投项目不能被并购就只能选择上市,但因为会计监管以及中概股丑闻,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之路并不顺畅。雪上加霜的是国内IPO也被叫停,中信所投的数家企业只能在证监会排队等候。由于无法预知国内IPO重启时机,曾之杰已考虑在2013年年末以股权转让的形式退出部分所投项目。在其看来,中信创投资金强调投资效率,继续漫长等待并非上上之选。
相比之下,程骁远所面临的问题虽不那么迫切,但同样棘手。在中信资本房地产基金的业务布局中,悦方ID Mall已被选中作为中信的零售物业品牌。其品牌培育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在万达、凯德等强敌环饲之下,中信商业地产如何实现突围并非易事。
海外
除了上述业务之外,张懿宸还将目光投向海外PE业务。早在2004年,他即将中信海外PE业务的投资目标锁定为跟随跨国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上游配件供应商—一般,这类目标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应为20%至50%。
在其后几年,中信资本针对中国制造业细分市场中的短板,有目的筛选海外可供收购的企业。“所投企业的产品几乎都是国内企业还无法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并且是单个细分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现实就是如此—一旦国内同业已开始大规模推出同类产品,所投企业必然被成本竞争拖垮。”张懿宸说。
针对此类企业,中信资本有的放矢提升其业绩—借助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及其他招商优惠政策削减成本。近年来,张懿宸已觉察到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在投资策略上,他由“减成本”转而更强调“拓市场、增收入”。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国内设厂降低成本,二是开拓中国市场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赢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国外技术与国内市场进行对接。
以生产工业机械润滑装置的林肯工业为例,其主要客户囊括全球最顶尖的工业机械制造厂商。在被中信资本并购前,林肯工业在美国克利夫兰及德国杜塞尔多夫各有一间工厂。中信资本入主后立即关闭其在德国的工厂,转而在江苏常州开设新厂。除此之外,张懿宸看到国内的基建热潮,他意识到大批工程机械厂商将纷纷扩大在华生产规模,于是抓住这一契机,帮助林肯工业迅速扩展中国市场,中信资本最终将其转让给欧洲SKF公司的价格是初始价格的9倍多。
循此路径,2012年,一家美国大型洗煤设备生产厂商艾尔竞(EEG)被中信资本控股。而在专业洗煤领域,全球范围内仅有EEG和另一家德国企业具备大型洗煤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这一细分市场在中国商机无限—中国政府为控制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过多有害气体,曾出台规定要求对特定指标超标的工业用煤进行洗煤处理。依此规定,国内六成的煤炭必须经过洗煤处理后才能使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煤炭企业洗煤的比例却仅有30%。
张懿宸由此看好EEG在中国的市场前景。但挑战在于竞争者已在中国捷足先登,建立制造工厂并取得相当的市场主导权。于是,中信资本便利用央企的资源优势,促成EEG与中煤设备集团在张家口设立合资企业,最终在渠道及客户资源上实现赶超。
除了技术领先的企业,张懿宸还看重另一类投资机会,即收购那些在中国遇到麻烦的优质外企。“这类企业技术产品都不错,但在中国出现困境。原因在于要么与合资伙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与当地政府出现纠纷。此时外资PE不可能过来解决,所以此类公司的股权报价也很低。对我们而言,这却是绝佳的机会。”张懿宸说。
对于此类机会,张通常会大快朵颐。中信资本控股美国华瑞集团(RAE System)即是如此。RAE是美国著名的安保装置生产商,其主要产品是一种信用卡大小的芯片探测仪。该探测仪不仅能探测瓦斯在内的有毒气体,亦能对核辐射预警。
数年前,国内矿难频发,RAE觅见商机,曾通过合资企业入华,将产品销往国内矿业企业。但在市场开发过程中,RAE的在华合资企业却出现商业贿赂的不法行为。而按照美国商业法规,此类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身为美国上市公司的RAE在公司自查中发现上述不端行为后,立即向美国证监会(SEC)进行汇报,并随即接受停牌调查。
如此折腾使得RAE业务基本暂停。面对拂袖而去的公众投资者,该公司不得不选择私有化退市以求摆脱困境。由于该公司涉及在中国的违法行为,外资PE对其私有化邀约毫无兴趣。得知此消息后,中信资本立即对该公司进行基本调查,并联手一家美国PE机构收购RAE股权。
“我们和美方PE机构约定,由我们去解决国内的问题,以确保SEC不会再控告这家公司。”张懿宸回忆说。中信在随后帮助其与中国各地矿务局进行谈判,以确保RAE产品销售不受影响,随后再将RAE中国合资公司股权转让,从而切断RAE与中国腐败行为的联系。如此一来,SEC便不会再对RAE提出指控。这一方案颇为完美,RAE的股东们则非常配合,中信资本对RAE的收购亦最终信手拈来,并在业绩回升后将其转售给霍尼韦尔。短短18个月内,中信资本就获利3倍。
除美国之外,中信资本在日本的表现亦可圈可点。2004年至今,中信资本在日本累计投资了8个项目,投资获益多在3倍以上。张懿宸认为高回报率得益于母公司中信集团与日本商界深厚的历史渊源。中信集团曾是最早进军日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半官方角色,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在日本政商界均拥有广泛的人脉。“荣老访问日本时都直接住在野村证券董事长家中。常振明董事长也精通日文,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都对日本业务的开展及人员招募帮助很大。”张懿宸说。
日本成功的另一因素在于本土化团队。目前中信资本的海外PE业务均由陶礼贤负责,日本团队则有十名成员,其中九人均为日本本土金融人才,剩余一位中国人亦在日本留学多年。本地化的人员配置能帮助其敏锐发掘细分市场中的隐形冠军。“我们的团队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精英,但在特定区域,我们仅会聘用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陶礼贤说。在其领导下,中信资本国际首期基金已完全退出,并实现5.7倍投资回报,51.4%的IRR收益率。
不过,这一切并不能令张懿宸感到满意,他仍希望更上一层楼。张懿宸向《环球企业家》坦言若有机会,他希望向斯瓦茨曼请教如下问题。第一,黑石从最初单一业务线做PE,向其他领域拓展是业务规划的结果,还是人员推动的结果?从产品扩张上,黑石的整体策略是什么。第二,作为一个业务极其多元化的公司,黑石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的运作将完全独立分散的业务单元有机地融合为一个公司。第三,如何在核心领导人更替,甚至是故去的情况下平稳过渡。“我更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投了什么,而不是赚了多少钱。我不太习惯就这点成绩,我希望把它做大,像黑石那样。”张懿宸对《环球企业家》说。
(《环球企业家》记者伊西科、杜秀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