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90%以上的企业,都处于梁山泊发展史上的“王伦时代”。
梁山的创始老板、第一任CEO王伦,最初“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看来,王伦读过一点书,高考落榜,又有点江湖气质,在社会上碰了壁,很不如意。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柴大官人”柴进,又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搞了点“实业”。
施耐庵写《水浒》,每个字都是微言大义。王伦的绰号“白衣秀士”,绝不是这么简单起的。历史上真实的王伦,外号其实是“黄衣秀士”。
《宋史》里面有记载,当时在沂州(今天的山东临沂东南),确实有个王伦造反。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几十号人,后来也只发展到几百人,但是,很有声势。根据欧阳修的记载,这个王伦“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其王伦仍衣黄衫。”大家都知道,“黄衫”不是随便穿的,只有和皇家沾点边的,才能穿黄衫。这个王伦,本事和实力不大,口气和野心不小,公然与朝廷叫板。给人的感觉像是那个20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的戴尔,拿把螺丝刀帮别人装几台电脑,告诉父母他要“战胜IBM”。施耐庵把王伦从“黄衣秀士”改为“白衣秀士”,一字之差,两者的胸襟、气魄、格局、眼界,高下立判。既然只敢穿“白衣”,王伦日后的事业,注定大不到哪里去了。
不合时宜的排名制
创业初期的梁山,王伦这个“老大”,并不象后来的宋江那样拥有绝对权威。比如,林冲上山之时,王伦本来打定主意,准备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免致后患”。可是,另外几个兄弟—朱贵、杜迁、宋万都据理力争,无奈之下,王伦只能给自己找了个“投名状”的台阶,让林冲留了下来。
不过,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排名制已经形成,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高低贵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的依据,是按资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二人之下,这也埋下了后来“火并王伦”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
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晃盖与王伦的差距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废除“排名制”,废除全部旧的“年功序列”,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上岗。
分工和盈利模式
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也是山寨的鹰爪。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情报部”、“外联部”。至于杜迁、宋万两位,就连王伦也认为他们“武艺也只平常”,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他们两人形成梁山的“市场部”—“打劫部”。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或者说遇上一些“大单”,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
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消息,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朱贵在山下打听、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研究梁山企业的具体业务的“潜在顾客”。“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和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人的精肉片做成腊肉,肥肉拿来煎油点灯。通过朱贵的酒店,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据柴进介绍,“有七八百个小喽罗”,而据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三斤,月耗食量为700×3×30=63000斤。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
不过,王伦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显然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因此,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仅仅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但由于摊子不大,也就700来号人,因此,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