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背后的隐痛

　　如果要问中国近20年变化最大的是什么？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的确，无论是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还是内地，城市建设的巨变都是有目共睹的。而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也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商、建筑商、建材商、房屋规划设计商。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若要论经济实力，最有实力的可能还是房地产行业的老板们。

　　改革开放初期，各地的大型建设工程几乎都是由国营建筑企业包揽，中小型工程也是由一些乡镇企业负责承建，而剩下的一些零散工程和农村建房也都是包工不包料，这类工程大多是一些精明能干的农村泥水匠和木匠来承包施工，他们利用自己的手艺和人脉关系，小打小闹地做着“建筑包工头”。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城市建设不断升级，工程量也越来越大，过去的乡镇建设单位开始实行承包经营制或挂靠经营的方式，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始被打破，建筑企业只要拿得出工商营业执照和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就可以参与各种工程投标，一些建设单位为了降低工程造价或照顾到人情关系，对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建筑施工企业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包工头利用偷工减料或偷税漏税的伎俩大肆敛财，不出几年功夫，随着一幢幢“病楼”、危楼的崛起，一个个身价千万、亿万的“包工头”便开始浮出水面。

　　九十年代末期，全国各地开始刮起了一股“经营城市”的旋风。各地不断使出“以土地换城市环境”、“以土地换城市改造”、“以土地换市政建设”、“以土地换城市繁荣”、“以土地换公路建设”、“ 以土地换城市空间”等招商政策，为了鼓励有钱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还向各级干部下达招商引资指标。一夜之间，那些原本还在缩头缩脑的农民包工头们便成了这个时代的“新贵”。

　　表面上看，这些房地产老板们一个个开名车住洋楼，有些老板甚至富可敌国，他们进出各种场合都是前呼后拥，在媒体面前更是趾高气扬。可是，这些老板们的内心还是脱离不了一种难言的恐惧，因为他们欠下的人情债或留下的各种法律后遗症实在是太多了。

　　某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在向笔者诉苦时说：“无论大小项目，企业要想参与工程竞标，都离不开金钱开道，如今的‘神仙’都不吃素，从交标书到房屋竣工验收，工商、税务、土管、房管、环保、审计、计委、安防、消防、城建、规划、建筑设计、市政、水电、邮政、银行、交通、公安、交警等各职能部门你都得跑个遍，你还千万不要‘烧错香’，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破财能消灾还不要紧，有时候还担心祸从天降，有些官员被抓后，检察机关总是喜欢围着房地产老板转，一不小心，还得被这些人拖下水。”

　　该老板还向笔者说：“要想吃房地产开发这碗饭，就必须学会与‘黑白两道’打交道，你光有‘白道’的关系还不够，还得要有一帮‘道上’的兄弟为你撑腰。否则，接不到项目是小事，就怕是有本事打‘江山’，没有福气坐‘江山’。”

　　因此，有些老板赚了钱后故作低调，经常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有些老板因害怕出事，干脆跑到国外去做个三等公民；有些老板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希望将自己的企业做成上市企业，但终究因企业的“盘子”不干净，或企业管理制度不完善，至今很少有民营建筑企业在海外上市。

　　在这个时代，房地产商最头疼的问题也许就是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这个矛盾是我们这个转轨时期的特有产物。在这个时期，政府依然是社会上最大的资源控制者、拥有者，与政府搞好关系，在融资、工程立项、土地、工程项目承接等问题上都有莫大的好处。一旦与政府关系密切，企业也就常常能获得超国民的待遇。

　　有位老板说，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什么事都得由政府来许可的时代，可偏偏为你服务的部门又常常官僚气十足，与政府关系密切就可以特事特办，别人跑上一年半载，盖上上百个公章也不得许可的事，你也许一路绿灯，这就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你也不用担心各路人马来打秋风、分战果。

　　但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太密切，其代价也很高。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企业追求的是最大利润，而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就业，甚至是政绩工程。为了政绩工程，有些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年年上新项目。为了搞好与政府的关系，老板们得花大量的时间、资源来疏通、改善关系，这个时间几乎占了有些老板们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三，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忙自己本职工作——研究企业的战略决策，进行企业的组织管理，难怪有人说中国的房地产老板已经政治化了。

　　与其它行业相比，房地产行业的老板们学历相对偏低，并且大多数房地产老板都是农民出身，也就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国城市经营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如果中国要评选“城市经营功臣”，我想，各地房地产开发商所占的比例一定会超过半数以上。然而，就在这群老板身着西装革履，迎着掌声，脚踏红地毯，双手捧着荣誉和鲜花向公众致意的那一瞬间,历史学家的眼光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到建设者们留下的一件件作品, 因为那一幢幢高楼大厦的背后往往带着难以抹除的隐痛。（责任编辑：焦点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