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消费虽然有所回落，但是社会商品零售额仍然高速增长；出口增速虽然回落很快，但进口额回落更快，因此消费和净出口都不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企业自主投资意愿的下滑，包括地产投资的下滑、厂商设备投资的下滑以及面对库存增加的企业减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财政投资为主、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保驾护航的传统反周期政策才成为“扩内需、保增长”的主要手段。 

然而，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问题远远不是短期的反周期政策所能够解决的。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我们会发现很多曾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正在衰退。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制度红利还有多大释放空间？人口红利是不是在衰退？土地红利还能不能继续释放？要素投入是否能够持续增加？外部市场还有继续扩大的空间吗？

如果这些传统的增长动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衰退，那么中国的经济政策就不能拘泥于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要寻求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动力。这就是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调结构”，又提出“抓改革、促活力”的根本原因。

显然，无论如何扩大内需，因为西方经济体需求减少而转内销的产品是不可能全部在国内市场消化的。在西方经济短期复苏无望的背景下，这些企业的惟一出路是先关闭，然后转型。

从微观的角度看，企业的生产要素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所谓“破坏性创造”，是“熊彼特增长”模式的主要内涵；从宏观角度而言，就是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从“财富论”的角度，就是寻求、发掘财富创造的深层次源泉，发展软财富战略；用政府的话说就是“调结构”，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除了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升级之外，“熊彼特增长”的另一个财富增长动力来自于制度创新。对于中国而言，制度改革能够释放的经济增长活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完。

比如，政府一直在推进的医疗领域改革。在医疗保健领域，一方面人民的医疗保健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企业家、医生可以投资于这个领域的资源、要素还没有得到释放。如果能够在医疗保健领域放松行业管制，让民间资金更自由地进入，毫无疑问会极大地提高居民福利，刺激经济增长。又比如，在教育领域，如果能够适当放松管制，让更多民营力量来满足教育需求，同样可以提高居民福利，推动经济增长。类似的行业还有城市服务、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等等。还有，在微观企业领域，如何深化产权改革、激发企业家精神等等。如果在上述领域取得突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中国2008年人均GDP第一次超过了3000美元，应该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这不仅需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财富观念和财富战略上的更新，更需要深化改革的魄力。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09年中国的CPI增长率应该是-1%。这么大的差距难道是“预测误差”？我们的推断是，在未来的一年中，中国会抓住物价下跌的大好时机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如农产品、煤电、油、城市供暖供水价格等等。当然，价格改革是最浅层次的体制改革，但它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