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IPO

该到了中国企业重新审视IPO的时候了。

想一上市就富。本来是冲着市场规模做企业的，后来冲着身价去做企业了，显示了贪婪的本性。本来是能上就上，不能上也能过，却由于违反了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离开了对资金、市场、人才的管理和风险控制，现在上不去市，变成危机。一家外资投行的中国区主席亲眼见证了这样的危机。

这家投行因为此前曾成功主导了阿里巴巴、SOHO中国的上市承销，ITAT在寻找承销商时慕名找到该投行主席，但ITAT预计的2008年29.8亿元的利润让他难以理解，他做过联华超市等零售企业上市，非常清楚百货是营业额高、利润低的行业。随后，ITAT高层请他吃饭，宴席很豪华，席间觥筹交错。这让他更加疑惑，“一般都是我们投行的人请人吃饭，反过来企业请我们时我们就特不自在，觉得好像不对啊。”

饭局之后，该投行家打了三个电话，分别给政府相关部门、ITAT的竞争对手以及产业的上下游。信息当天就反馈回来，他马上选择了退出。

借着金融危机，今天我们又回到了一个讲常识的年代。一个好企业的模式与价值，一定能被简单地说清楚。这位投行人士说他是凭借常识拒绝了ITAT。

IPO的诱惑让不少投资人和创业者共同选择了淡忘常识，不过金融风暴的来袭让更多的企业重新审视IPO和企业经营的关系。

看到有的创业企业醉心资本，迅雷董事长邹胜龙的反应是，“经营企业和经营资本是两回事，把企业当资本来经营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

其实，三年前在迅雷的活动室里也挂着一块倒计时黑板，这是邹胜龙为迅雷制定的上市日程表。迅雷在2006年实现了盈利，邹胜龙在2007年开始为公司寻找CFO，这是企业准备上市的重要步骤。不过现在，他看起来已经淡忘了上市，那块上市倒计时牌，迅雷在2007年搬家时被废弃。“其实我没有任何一天主要时间都花在想上市的事情上。”他说。

IPO市场关闭，邹胜龙的第一反应“压力马上小了”，因为“市场在收缩，一些对抗性的竞争、耗精力的扩张会停止。”虽然依旧还会去“结交些朋友”，但邹胜龙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产品纵深的开发。他认为，上市是将来“水到渠成”的事情。

莫天全已经是第三次准备搜房的上市。第一次在2004年，由于“公司发展的很多东西没有具备，时机还没有到。可以上市，但是我们权衡上市是否对你有好处”。最终莫天全选择了暂缓。2006年的上市条件更成熟，但是Telstra公司开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收购价码令莫天全再次放弃上市计划，“他们付出的代价比我们上两次市还大”。2008年，搜房又开始准备上市，金融危机再次打乱其上市步伐。

三次上市经历让莫天全认识到，“上市是个过程，不是个目的。我们一直教育大家不要把上市看成天大的事情。这只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环节。”他声称，“经历这几次过程，我敢说再启动上市不会有任何意外，我不闻不问一切都可以做得很好。”

作为国内最大的童装企业，派克兰帝在前几年也备受资本追捧，公司创始人罗建凡却始终对资本抱有清醒认识。“很多人都像我们是十几年创业，认为私人企业很多风险，有外人的钱进来是不是就觉得扎实稳定了？我想他们是没有看清资本背后的规律。资本上车之后要下车的，怎么可能给企业增加稳定性呢？在企业和经济上升的时候，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车越跑越快；但是坏的时候，它一定会考虑下车，你越需要他的时候他越要下车。”

如罗建凡所言，在金融风暴来袭后，有的基金，尤其是损失惨重的对冲基金眼见企业IPO退出无望，就开始寻找下家，甚至将手里股权打折出卖，或者行使赎回条款，迫使企业回购股份，使得原本就资金匮乏的创业企业雪上加霜。

投资人希望你的盈利模式可快速复制，最好万事俱备，你拿钱快速复制，就上市了。这不是每个企业都适用。有投资人希望投资派克兰帝，并且要求他快速复制的建议遭到罗建凡拒绝，“很多企业在压力下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比如在不该开店的地方去开店，在不是良好的营业模式基础上扩张。都是在赌博，赌万一做过临界点，我的模式就变好了。”罗建凡拒绝参与这种赌局。

IPO之路被阻，急需资金的企业转而寻求被并购和私募途径度过难关，智联招聘、大连华信（未遂）选择了被并购。不过一批需要进行新一轮私募的企业却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由于上一轮融资时正逢资本市场高峰，公司估值高企，如今估值下降，就意味着现有投资者将遭遇估值损失，如果投资者的投资条款里面有所谓防止被稀释协议，这就意味着股权被稀释的将是创业团队。“这就很困难了，创业团队心理上会很难接受，对下一轮融资造成很大的障碍。”华兴资本包凡说。

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IDGVC熊晓鸽，他轻而易举地回避了，“我们目前比较幸运，没有这样的公司，所以不存在估值的问题。”他说。一位在场听到记者提问的资深风险投资人士事后对记者说，“这个问题，换成我也不会跟你说。”

我们在圈内一般都只谈成功的故事，不谈失败的案例。联想投资陈浩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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